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本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公布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已被逮回以色列，不久将会受审。”
至此，这位德国纳粹军官、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执行者终被擒获，并最终以“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恐怖组织（指盖世太保 － Gestapo ）成员”等15项罪名被送上绞刑架，成为以色利历史唯一被执行死刑的人。
对艾希曼的审判－史称“耶路撒冷审判”，是犹太人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的一位著名见证人，就是影响了几代学者的政治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导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研究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经典之作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审判 — 一份关于平庸之邪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万里擒魔
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盟军俘虏，但之后他侥幸逃脱。经过漫长的逃亡之旅达到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化名“克里门特”（Ricardo Klement），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
说巧不巧，“克里门特”的儿子当时的约会女友，是位纳粹集中营幸存犹太人的女儿，她发现了“克里门特”的耳朵和公布照片中艾希曼的耳朵极其相似，就将线索报告给了以色列方面。
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 (The Mossad) 开始了名为“压轴行动(Operation Finale)”的计划，十几位摩萨德特工远赴万里之外的阿根廷，精心策划，并动用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把艾希曼从阿根廷暗暗押送回国。
耶路撒冷审判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
阿伦特在审判现场观察到，坐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完全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并且彬彬有礼的坐在审判席上。
这个外表看起来彬彬有礼的纳粹高官，他宣称自己时而也会到钢琴上弹奏贝多芬，并说“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生活，他所有行动都是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一个以康德的道德思想规范自身言行的人，却又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就因他签发了处死命令，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
平庸之邪恶
像艾希曼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何能够卷入反人类的大屠杀罪虐中？为何他有明确的意识以康德的哲学规范自己的行为，却会那么冷血、惨无人道的屠杀同类，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阿伦特在她的报导中提出“平庸之邪恶”的概念：即不思想、不判断、盲目服从国家、组织或上级命令而犯下的罪恶。这一观点成为今天讨论大屠杀话题时，最常引用的概念之一。
艾希曼说是推崇康德哲学，事实上康德的原意是每个人都是立法者，是在自己的内心立法、守法的人。只不过，艾希曼把忠实的服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命令，当成了自身的义务和职责，并以此代替了他内心的良知。
站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在为自己审判时，反复强调他只是整部国家机器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起了传动的作用而已。即使他签发了和执行了数百万人死亡的命令，面对屠杀的罪恶，他却会毫不怀疑的相信自身的所做所为，都是当时国家法律下允许的，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是分内的职责。对此阿伦特深感其谬：“是时代的狂飙，把这个平庸的、无存在意义的人刮到他所理解的历史中去了”，“落到纳粹运动中去了”。
现代中国的艾希曼们
这种“平庸的恶”，在纷杂的世俗生活中，每一个平常的人，都有可能堕落其中。缺乏思考、不考虑他人、不考虑社会，一味的附和随从，一味的服从体制的安排，以麻木、冷漠的方式，默认着不道德、反道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类似艾希曼的行为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广泛的存在。
在当今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形。1999年6月10日，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犯罪组织——“610办公室”。公检法成了它实施迫害政策的障眼和傀儡，由江一手发起的全面迫害，通过各级服从上级命令的610、军警等从上到下、没有遗漏的把迫害政策输向了各行各业。
为了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摧残法轮功学员，江泽民集团又设立了多个活摘学员器官的秘密集中营，监狱、精神病院、洗脑班、军队、武警医院及全国各地众多的器官移植医院。
即使江泽民的再邪恶，如果靠他一个人是迫害不了数千万人的信仰，也屠杀不了上百万人。他只有靠着所有服从他的命令和指挥的人，才能酿成那惊天的罪恶。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师，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艾希曼们，他们在活摘器官时，竟能笑着说道，他们摘取人体器官时不打麻药，直接摘。本应救死扶伤者，却能变成冷血杀手。
阿伦特表示，当人们在道德和政治上不加思索，随意的附和上级的命令时，就很容易沦落为服从独裁极权的傀儡。这些在独裁体制中，所谓的“尽忠职守”的执行者，
往往是极权暴力最积极最有创造性的执行者，他根本不打算也不费心考虑什么道德责任，极端的恶往往是最平庸的人犯下的，这正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令人震撼之处。
良心之判断
在《艾希曼艾耶路撒冷之审判》一书的结语中，阿伦特表示，不管在如何难以抉择的情势下，每个个体依然能够、也必须能够做出符合良心的个人判断：“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亦然存在，它隐涵于所有这些战后的审判中，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因为它触及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核心道德问题之一，那就是：个人判断的本性和功能。”
“在这些审判中，从这些被告们犯下的‘有法律依据’的罪行里，我们想说的是人是有能力判别是非的，即便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个人判断来指导其行，而这种判断恰恰有可能与他们周围所有人的一致意见相左…..由于整个受尊敬的社会都这样或那样屈服于希特勒，从而使得那些决定我们社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指引我们良心的宗教戒律－－‘不可杀戮（Thou shalt not kill）！’－－几乎丧失殆尽。那些极少数依然可区分对错者，真的就要运用他们的个人判断…..他们必须面对发生的每一种情况，自己做出决定。”
“对一个人的审判，改变了一个社会”
美国历史学家、大屠杀研究专家德波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在其所着《艾希曼审判》一书中认为，艾希曼审判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不亚于纽伦堡审判。
利普斯塔德用“对一个人的审判，改变了一个社会”的说法，来说明艾希曼审判对以色列年轻一代国家意识的塑造。
犹太人民博物馆馆长阿莫尼（Avinoam Armoni）表示，这场审判在以色列历史上有里程碑式的关键意义，让这个新兴的国家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归属：“在艾希曼审判之前，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真正谈起过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种种恐怖。许多幸存者保持沉默，甚至同自己的孩子都不曾提起。”
在艾希曼审判之前，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还一直鲜为人知，艾希曼审判作为首次在全世界电视转播的一场审判，幸存者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骇人听闻遭遇的讲述，极大地唤醒了以色列人的公民意识。
利普斯塔德强调艾希曼审判至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幸存者站了出来，他们的遭遇得到了公开倾诉和被聆听的机会：“大约有100位幸存者出现在证人席上，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人们屏息凝神倾听他们的方式，是从未有过的。”
经过长达8个月的审判，期间有99位大屠杀幸存者出来作证，艾希曼被判处死刑，于1962年5月31日送上绞架。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执行的唯一一次死刑。犹太人对艾希曼的厌恶大概是到了极点，连他的一点点东西都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土上：艾希曼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被撒到了远远的以色列领海之外的大海中。
以色列人等了15年，见证了迟来的正义。中国人也已经等了很久。
如今，十数万人的诉江大潮，其行仁者无敌，其势勇不可挡。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将要进行的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审判，其意义将远超过当年的纽伦堡审判和耶路撒冷审判，因为那将是对千古以来最邪恶共产罪恶之集大成者的世纪审判。
责任编辑: 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