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篇(22)

【故国神游】党争纷纭国是改 岿然始见士大夫

作者:宋紫凤

仁宗朝,人才辈出,几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古瑞珍/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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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安排宏大而有序。当宋太祖立朝密镌誓碑,将不杀大臣与言事官定为本朝家法时,朝野的士大夫中,一种与道进退生死以之的思潮也在同时萌生。经历太宗、真宗两朝,以振兴道统为已任,以致君尧舜为理想,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之主流思想。于是仁宗朝,人才辈出,几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正如苏东坡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凭借如此丰富的人才之储备,大宋朝也必将厚积薄发,于是,发于教育,则立明体达用之学;发于学术,则有邵周张程诸家;发于文学,则有振兴古文运动;发于政治,则有奋发有为之臣。——大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成于此时。

宋仁宗画像(公有领域)
宋仁宗画像(公有领域)

自然,说起宋士大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从意识层面上讲无疑是一种精神自觉。而这种觉醒除了理论上的开拓,更有实践上的示范。仁宗朝的范仲淹在明道风波、庆历新政中的表现正给宋士大夫们做出了一个表率,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然成为一种士大夫精神,影响于当时以及后世。

所以当我们回看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时,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一批名臣不畏“自陷朋党”,为范公力争,争之无果,则纷纷求去。庆历新政时,石介大书《庆历圣德颂》,赞新政,斥大奸。新政遇阻时,欧阳修更进《朋党论》,抗声力辩。后来坐罪贬滁州时, 则以醉翁自号,日日与民同乐。可以说,在仁宗朝的政治风波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一朝的士大夫们无论于顺境或逆境之中,皆展现出一种不可摧折的蓬勃朝气,而这种朝气的动力正是源自以天下为已任的境界与胸怀。

当然,按欧阳修所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则范、余、尹、欧诸公尚属一党,而他们的对立面又是如何呢?以宰相吕夷简事为例,范仲淹在景祐年间被贬实因与吕夷简不和,但在西夏李元昊起兵称帝后,却是吕夷简向仁宗力荐起用范仲淹御敌。而范仲淹自然也表示过去的种种不快都是源于公事,非为私怨。范吕二人遂弃前嫌,可知,吕夷简亦能以天下为已任,虽然境界不比范仲淹,但士大夫精神大抵如此。

庆历新政成为历史,仁宗与他的士大夫们也成为历史,而那一朝的士大夫精神仍在升扬。于是,神宗一朝,又一批襟怀天下的读书人奋发而起,一场围绕熙宁变法的政治风暴拉开序幕。在此一场风暴中,王安石的治国之术被神宗皇帝定为“国是”,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反对急功近利的士大夫们则斥之为乱国。熙宁变法之利与弊、之是与非,在历史上被讨论了很久,然而,在时过境迁的当下,政治举措的利弊已失其意义,而这场围绕“国是”的党争中,诸士大夫们的精神取向才是我们更应着眼的问题。

就王安石而言,他的进取说到底是“与道进退”,就司马光而言,他的退隐则因为“义不可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变法,是在实践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宣仁太后起用司马光尽废新法,亦是在实践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论是新法被定为“国是”,或是恢复祖宗法度而否定“国是”,这其中只有政见之异,并无一已之私。

除了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位士大夫领袖之外,在那一场一直延续至徽宗朝时的党争中,那些北宋名臣大儒们,哪一个不是有志于经济天下,哪一个不是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呢。有的支持新法,有的反对新法,也有如苏轼,先是反对新法,后来又反对尽废新法,一代文豪宦途颠沛,从乌台诗案到远谪儋州,九死一生,大概没有人会为了功利与私心如此两面得罪,所以然者,无非还是出于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理想,方能与道进退,生死以之。

说起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我们大概会立刻联想到同心同德、协于克一之类的美赞。不过,翻开历史,更多的记载却是关于“国是”之定,以及与之相终始的“党争”。这自然与留下这些记载的士大夫们本身也是身在其中,不免就事论事有关。所以,今人读史,重点在于视角,尤当明确的是,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历代没有不变的“国是”,与时俱变是一种规律,时过境迁是一种宿命。所以当我们站在千年之远的今天去回顾宋朝时,应当看到,“国是”未必为是,“党争”未必为非,而超越于“国是”与“党争”之外的克协于道才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真实。@#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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