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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7日讯】36 教师生涯的开始
“反右”斗争结束后﹐再没有人敢向领导提任何意见了。人人表示坚决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在各大城市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纷纷写大字报表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 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我自然也贴了这样的大字报。其实这些大字报只不过是为了“造成气氛”﹐因为组织上对人事的安排根本不考虑大字报﹐而是根据“革命的需要”。
195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人事科长找我谈了话。他先鼓励说我工作有成绩﹐内刊编的不错﹐又表扬我大字报写得很好﹐证明我有一颗为党工作的红心﹐最后图穷匕见﹐告诉我﹕教育战线出了不少右派﹐因此那里很缺教师﹐组织上决定抽一批人去当教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组织上认为我的“无产阶级立场”还不够坚定﹐不宜担任内刊的编辑工作﹐这才把我赶了出去。
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倒觉得做教师是个好差使﹐我欢喜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被分派到培思中学担任政治教师。潘静英校长兼支部书记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共产党员。她身材瘦小却精神奕奕﹐穿戴朴素﹐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她在办公室里﹐热情地为我介绍了这所学校的概况。她说反右斗争大大煞下了教师当中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政治教师中就出现了两个右派分子﹐都送去劳改了。“现在你来了﹐就可以加强 我们的政治力量﹐我马上带你到政治教研组去。同志们都已经知道又来了一位政治教师﹐大家都很高兴。”她这几句话表示对我的充份信任﹐使我顿时感到身价十倍。
一走进教研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位教研组长不是别人﹐正是八年前的“军大”老同学单权﹗四只手立刻紧紧握在一起﹐两人异口同声﹕“太巧了﹐太巧了﹗”……
当天傍晚﹐单权请我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还叫了一瓶高粱酒和两碟下酒菜。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端起酒杯话也就多起来。我先问他﹐八年前向西南进军时﹐他为什么没参加﹐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开了小差﹖他用手一抹嘴头﹐摇晃着脑袋说﹕“哪里哪里﹗我怎么会开小差呢﹖我想在出发前﹐向我的叔叔告别﹐那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叔叔家﹐碰巧婶婶得了急病﹐叔叔要我帮他一同送婶婶去医院﹐你说我怎能不去﹖他们俩都食物中毒﹐婶婶刚办好住院手续叔叔又倒下来﹐我又得为他办住院手续﹐ 一时实在没法离开﹐就这样﹐ 没赶上跟你们一同去。”
“那你后来还是可以追上部队的呀﹐你怎么不追﹖”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只是仿彿很惋惜地摇摇头﹐给我们两人斟酒﹐然后又干了一杯﹐将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放﹐一边拣菜一边说﹕“幸亏我没跟你们去﹐当时那边还在打仗﹐对不﹖听说四川的土匪很猖獗﹐杀了不少下乡征粮的解放军﹐ 你老兄倒幸免于难﹐我想你一定也是九死一生吧﹖”
我极简单地叙述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想起了军大的老上司孙光明指导员﹐我说﹕“你还记得吗﹐咱们二人那段化敌为友的经历都是孙指导员促成的。”
单权笑了﹐“什么叫化敌为友﹗”他用了一种嘲笑的语气﹐说罢﹐ 又干了一杯﹐将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两眼直盯着我说﹕“那小子不过是个大傻蛋﹗肚里没有墨水﹐脑壳里是一盆浆糊﹗”
“你怎么这样说﹗﹖”我感到意外。
“我现在是向你说老实话﹐因为咱们现在已是真正的并肩战友了﹐ 老实对你说吧。当年在军大﹐我那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当时我想﹐对着干不如顺着缠﹐暂时委屈一下﹐落个好名声才是上策。瞧﹐那家伙终于上了我的当。”
“可是当时我觉得你是真诚地帮助我﹐ 我把你当作好朋友啊。”
他听了大笑﹐ 不再说什么﹐只是摇头。
接着他教给我做人的秘诀﹐他说﹕
“你现在是政治教师了﹐政治﹐你懂吗﹖解放前﹐咱都知道‘政治是管理大家的事’﹐那是扯蛋﹐共产党讲的对﹐‘政治是阶级斗争’﹐其实人生在世﹐混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人和人斗。嘿嘿﹐其实人在出生前就斗了。”他又自斟自饮一杯﹐用筷子头指着我说﹕“你学过达尔 的进化论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就是说﹐万物是在斗争中生长发展的。在斗争中﹐只有强者生存下来﹐弱者就得被淘汰。人在出生前﹐在母体里﹐在母亲的子宫里﹐父亲下的精虫数以万计﹐这些生命体一降到子宫里﹐就互相残杀﹐最后剩下一个最强者渐渐长大﹑成人﹑出生。你说是不是这样﹖”他自鸣得意地笑了。我觉得他讲的挺有趣﹐便点点头。他显然受到鼓舞﹐便更加兴奋地讲下去﹕“人活在世上﹐彼此之间的斗争就不象精虫那样简单。你必须讲策略﹐要有进有退。我在军大的表现就是有进有退。你会扭秧歌吗﹖共产党的扭秧歌很有道理—每进三步就得退一步﹐不这样不行。就拿咱们的家庭情况说吧﹐你家是地主﹐父亲又是反动派﹐我家也是这样。我父亲当过乡长﹐打过八路军﹐所以一解放他就被镇压了。我们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人﹐共产党时时刻刻睁大眼睛监视着咱们的一举一动﹐你能老往前冲吗﹖咱们也得睁大眼睛﹐一定要注意领导的意图﹐一定要做到‘驯服’﹐不然的话﹐我们随时可能完蛋﹗你说是不是这样﹖”说到这里﹐他又为我们各人斟上一杯﹐他又一饮而尽﹐最后瞪着我﹐那眼神已经带有几分醉意了。
我也有些头晕了﹐脚下仿彿踩了棉花似的。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越发得意了﹐便夸耀起自己来﹕“就拿这次反右来说﹐我可是有进有退﹐我的进就是退﹐而我的退也就是进—你不明白了吧﹖我的退进就是来个严厉的自我检查﹐痛骂自己的父亲﹐决心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接着﹐我便向其他教师发起进攻﹐凡是那些平时发过什么牢骚的人﹐我都给他们扣上‘反党’大帽子。这样﹐我立刻成了支部的重要依靠对象。在潘校长的指点下﹐我连续猛攻﹐首先将政治教研组长攻下来﹐接着乘胜前进﹐一连打下了五个右派分子﹐我自己被提升为教研组长。”最后﹐他又用筷子头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记住﹐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正如希特勒所说﹕‘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否则的话﹐我自己早就成了右派分子了。”
说实在的﹐我不能完全同意单权的某些观点。但是我没有表示异议﹐因为我才刚刚来到这里﹐什么都不了解﹐况且他又是我的领导﹐我得观察观察再说。
新的工作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我是个班主任﹐我热爱我的学生﹐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上课时就讲课﹐而在我的空课时间﹐我也坐在我的班级里听别的教师上课。从而了解全班学生的受课情况。每个星期天﹐我也和学生一起搞活动﹐如组织学生郊游﹐开班级运动会等。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全校的班主任当中﹐我是访问学生家庭最勤的一个﹐我进行家访时往往帮助学生做家务﹐教学生做菜﹐有的家境困难的学生缴不起学费﹐我就用自己的工资代缴。因此和家长们做了好朋友。
1958年﹐为完成钢铁生产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毛主席号召全民炼钢﹐一时间学校停课﹐由老师带领学生炼钢。培思中学和其它学校一样﹐在校园里创建起几十个“炼钢炉”﹐其实是一个个小土窑﹐每天晚上﹐将学生从马路上﹑工厂里拣来的“废钢铁”投在里面“冶炼”﹐这也是“政治任务”。夏夜里﹐炉火熊熊﹐如同野营的篝火﹐学生围在旁边嬉笑玩耍﹐欢乐非常。既不要上课﹐又不要做作业﹐如此轻松愉快地“响应毛主席号召”﹐何乐而不为﹖
炼过钢﹐毛主席又号召全国人民打麻雀﹐说麻雀吃庄稼﹐是“害鸟”﹐和“蚊﹑蝇﹑鼠”并列为“四害”﹐必须除净﹐这也是“政治任务”。于是我又带领学生在校园里敲起面盆等各种响器﹐掏麻雀﹐许多麻雀惊吓地不停地飞逃﹐累得掉落下来﹑被擒……这也是学生最欢喜的“政治活动”。
为了解农村的“大好形势”﹐我们还带领学生到近郊的人民公社去劳动﹐亲眼看见了农民种的“卫星田”(就是高产田﹐因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轰动世界而得名。)只见那计划亩产二十万斤稻谷的秧苗密密麻麻﹐长势确实不错。只是树木不见了﹐都被砍伐当燃料炼钢用了﹗其实这是大笑话﹐因为炼钢要用焦炭﹐哪有用木柴炼钢的﹖原来农民炼钢也如同我们学生一样﹐只不过将铁锅砸碎﹐放在炉火中烧一烧而已﹐这当然算不上“炼钢”﹐这是胡闹﹐但是都没有人敢提任何意见﹐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这一年在做年终工作总结时﹐潘校长神采焕发的向全校教职员工汇报了本校“大跃进”的辉煌成绩﹐主要是大炼钢铁运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而组织学生下农村劳动又受到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党支部的扩大会议上﹐潘校长特意表扬了一些表现积极的教师﹐说将要把这些积极分子上报﹐给予奖励﹐然后要大家谈感想。我在此会议中提出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大炼钢铁等活动太多﹐耽误了学生的学业。我的这个意见立刻受到单权的批评﹐我顿时想到“有进有退”﹐也就只好不作声了。即使这样我的名字还是从“积极分子”名单中抹掉了。
全国的形势如何﹖根据1959年初国家发布的公报﹐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国钢产量是1070万吨﹐超额完成翻一番的任务﹐农业产量则增加了15%﹐也是空前大丰收。
这个公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音乐家马上编了一首歌﹐响遍全国﹐这首歌叫“社会主义好”﹐歌词唱道﹕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这是一首在中国最流行的歌曲﹐无线电里天天播放﹐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齐声歌唱“社会主义好﹗”
而事实上又是怎样呢﹖1959年底﹐我收到胡大海的来信。他感谢我在他被打成右派后我给他写了十几封信﹐这些信他都没有及时收到﹐因为右派分子没有通信自由。是党支部没收了这些信﹐并研究了信的内容﹐认为这些信反映出我和胡大海的革命友情。最后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后来将这些信交给收信人﹐不久还让他担任了当地小学的校长。
来信中谈到他这个校长工作很难做﹐家长们都不送孩子读书﹐因为生活太困难。由于大炼钢铁﹑大砍树木﹐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导致自然灾害﹔围剿麻雀又造成蝗灾的蔓延产生﹐加之农民忙于“炼钢”﹐也就忽略了农田的管理。所有的“卫星田”都颗粒无收﹐饥荒已蔓延开来。有的农村干部不许农民外出讨饭﹐说那样“影响不好”﹐而有的比较“开明”的干部则给农民开介绍信外出讨饭﹐没有介绍信是不可讨饭的﹐这真是世界奇迹﹗
1959年夏﹐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提出了怀疑﹐希望中央改弦易辙﹐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别再这样蛮干下去。这封信触怒了毛泽东﹐立刻给彭德怀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大帽子﹐在社会上发起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结果将彭削职为民﹐而国防部长的位置由打彭的狠将林彪取代。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右倾” 斗争的运动。
这样﹐错误路线继续贯彻﹐工农业各条战线继续打着“三面红旗”蛮干。
广大农村的饥荒进一步蔓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还没饿死的人们仍旧捧着讨饭的破碗﹐使出最后的力气继续唱“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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