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0月12日讯】

前言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服兵役的那一年”，详细地交代了我那自觉“骄傲”，在花莲与马祖前线服兵役之经过，时间点大致是1968年的下半年，加上1969年的上半年。当时正值“八二三炮战”十周年，两岸局势不宁静，我在马祖的服役地点是“白犬列岛”之一的东犬岛﹝现今已改名为东莒岛﹞，白犬之两岛，面积皆不到两平方公里，西犬岛上尚驻有数位美军通讯监听站人员﹝因为那时“中美协防条约”还有效﹞。

老实说吧，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空军防炮205营奉命由原驻防地，那风光明媚，气氛安逸的花莲机场，调到马祖前线的东犬岛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但是当时的国军，尤其是海、空军，都有不算太小的台海优势，虽有其危险性但不是那么高，何况我成长于眷村，冒险犯难的心态是自幼养成的，再加上“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是亢奋多于忧惧的。

那个年头，中华民国还是“全民皆兵”的﹝对咱们男孩子而言﹞，社会风气也比较简朴，路上奔驰的脚踏车数量何止数百倍于汽车，讲句玩笑话，因为骑脚踏车，所以全民每天之“运动量”也远大于今日，难怪那时候台湾没有什么健身馆﹝Gym﹞这玩意儿。

现在就让我来回忆一下，那一甲子前我成长时期所经历过的，至今仍让我引以为傲的“全民皆兵”的日子吧。得事先声明，因为我是在台湾高雄凤山眷村里长大的，或许观念与想法较为“强势”一些，但愿本文是“船过水无痕”，不致引发争议。

半世纪前的那些“全民皆兵”日子

我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从陆军子弟小学毕业的学生之一，所以“军训”是我们自幼成长的必经过程之一，那时男生满二十岁以后，还有“服兵役”的义务。最基本的“军训”通常是在中学时展开，直到高中或是大学毕业为止。服完兵役﹝包括预备军官役﹞之后，皆成为“后备军人”，每隔一段时间，会有“后备军人点召”，役男们得暂时放下各行各业的手中工作，回部队去短期磨炼一下。

眷村子弟的“保家卫国”意识是“天生”的，也一贯以“服兵役”为荣，这就衬托出五十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时光背景下，眷村的青年好像是比较“热血”一些。我的感觉是，当兵虽然是国民之义务，但也是男孩子在进入社会就业之前，“过河”的“踏脚石”，是培养耐力与毅力的最佳场所，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段非常“正面”的人生历程。何况我们眷村中的叔伯们，全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也都曾历经过那“大时代”的磨练，所以我的“爱国情操”，应该是自幼耳濡目染的。

当然，我这“爱国情操”中的“国”，是林觉民、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先烈们，以鲜血与头颅推翻满清而建立的“中华民国”，不容在字面与字义上有丝毫之混淆。

小学时期的“军训”

我比当时的一般男孩子们开始受“军训”的年龄，大致要早个两年，严格的说，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当我们全家1950年由九龙牛池湾难民营迁到台湾时，我还不满六岁。由于我父亲曾在凤山的陆军总司令部任职，所以我们来台的第一个家，是在与陆军总部一街之隔的诚正新村﹝后来改名为黄埔新村﹞里，陆军总司令部附设之诚正小学，就设在村子的南端。

民国四十年代初期的陆军总部，就是现今之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校区，其前身为日殖时期的日军“南进指挥所”，我成长时所住的诚正新村，本是日军的士官眷舍，高阶的日寇军官眷舍则在屏东，以躲避美军之轰炸。诚正小学原为日军骑兵队之驻防区，那些简陋的校舍，是由马厩改建而成的，走廊上的木柱还留有马啃的齿痕呢。

诚正小学的老师们，全是有陆军军阶的青年军成员，出自抗战末期“十万青年十万军”中，直接受孙立人将军节制的那两个师，所以我们学校的高年级生﹝五、六年级﹞，就被编成穿着制服的“中国童子军”，加以军事管理。

升入五年级时，每个学生都领到一套不算是太旧的绿“卡基”军服，村中的裁缝们﹝全是军眷﹞还真有本事呢，居然能够把这些旧军服改到适合小学生的体型，成了我们的童军制服，还以剩余的布料制成“船型帽”，每人配上一条与身高相当的童军棍，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每周两节的童军课。

童军老师是曾宪坤﹝可能原先是女青年工作大队的成员，记忆中她是位士官﹞，除了一般操场上的操练之外，也教会我们打各式各样的基本“童军绳结”与一般露营技巧。“诚正”也有中学部，诚正小学的毕业生，还可以免试直升诚正中学﹝它是县立凤山中学之前身﹞。记得大概是民国四十一年，在我还没有资格被列为童子军之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常常会莅校视察，全校师生﹝校长是孙将军之妹婿王景佑上校﹞在操场上集合列队，站在前列的高年级生们穿着童军制服﹝包括随孙将军来台，在中学部就读的少年兵们﹞，站得笔挺地接受孙将军检阅。

当然，童军训练不算是“军训”，但是那时凤山的另外几所国民小学，文山国小、示范国小、大东国小与曹公国小等，都没有童军课，我们诚正小学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不归台湾省政府教育厅管辖，教育系统自成一格，童军课是列入成绩单的课外活动之一。直到民国四十年代末期，诚正小学才改名为诚正国民学校，正式归属于台湾省政府教育厅的系统。

中学时期的“军训”

从初中开始，全台湾各学校中，负责管理学校秩序与督导学生生活的训导处，毫无例外地都设有“军训室”，也有几位穿着军服的军训教官，领衔的主任教官是校级现役军官。初中生只要是仪容整洁，学会基本的步操﹝立正、稍息、与列队齐步行进等﹞，并未真正地有什么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是我就读的省立凤山中学，还保留了童军组织，老哥比我年长近三岁，曾代表凤中参加过第三届全国童军大露营。

升入高中后，我们都自动成为“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成员，也开始有正式的“军训课”，除加强基本步操外，我们也开始接触枪械。我是民国四十九年考进高雄中学的，高雄中学与高雄女中，都算是高屏地区的“拔尖”重点学校，很难考上的，所以高雄中学的“书呆子”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每个“书呆子”都得要受军训，没有例外。

雄中的主任教官是位中校军官，他的姓名我记不得了，但是他属下一位身裁魁梧的教官我倒还记得十分清楚，他是凤山陆军官校二十五期毕业的鞠兆珍中尉，听说“鞠”是满姓，他看起来就是典型的关外汉子模样，讲闽南话的同学给他取的绰号是“驾吾仔”，换成普通话就是“骑牛的”，可以想见他粗犷魁梧的模样。但他是难得的一位“粗中带细”的好教官，他的专长是“射击”。胸前佩带着一个略小于兵籍号码牌，约两英寸长的浅蓝色徽章，上面鑴刻着一支步枪。这“骑牛者”教官从未炫耀过那浅蓝色徽章所代表的是什么荣誉，我们做学生的也只是好奇，为什么没看到其他教官佩带这徽章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神枪手”徽章，鞠教官应该就是现在军中所谓的“狙击手”，有着百步穿杨的神技。

我们雄中学生在操场上出操时，使用的是当年日寇缴械投降时的三八式步枪，不过好像撞针已经拆卸，以免发生意外。这老步枪的剩余价值除了让我们扛出去在操场上操练使用之外，还用以学习如何拆卸与保养枪械。真正去靶场打靶时，我们用的是美制三零步枪，如同三八式步枪，三零步枪也是二次大战的武器，后座力特强，每次打完靶，我们的肩膀轻者酸疼，重则红肿。二战末期，三零步枪逐渐被没有太大后座力的半自动M1取代，民国四、五十年代国军的标准单兵武器，就是半自动M1步枪与卡宾枪，那些快要被报废的三零步枪就给我们这些娃儿们用来打靶。

记忆犹新的是，当我们向教官抱怨打靶后肩膀会疼痛时，教官还笑着告诉我们，高中生打靶使用的子弹是特别制造的，弹头前端的那圈白漆，表示里面的火药只填了一半，真不敢想像若是火药填满，我们这群娃娃兵如何能承受那后座力。还有，打靶用的子弹，其弹头居然是用相当于“水泥”的材料做成，因为铜的价格一直到今天都还十分昂贵，国军兵工厂如此地节约“变通”，可真有够“克难”的。

据就读于高雄女中的同学说，她们在学校里的军训方式与我们男生差别不大，只不过女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她们高中毕业后若是选择从军，当时只有“女青年工作大队”招收女生，好像也没有真正“下部队”去战斗单位的。我小学班上的一位女同学王自玉，在“女青年工作大队”完训后，因口齿伶俐清晰，被调到金门的“马山喊话站”对共军作心战喊话。当然，复兴岗的政战学校也招收女生，但是她们当年以进入“戏剧系”等的非战斗训练部门为主，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校筱云就是其中一位。好像民国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演艺界就有好几位是复兴岗出身的。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通过转学考试进入了台北建国中学，我们高三六班的班导是教官李伟纯少校，记得他好像是凤山陆军官校二十四期毕业的，原本是孙立人将军主办的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黄埔军校在凤山复校后，他们那一期应该是凤山陆军官校毕业的第一批学生。

感觉上建中的军训比雄中要“松”一些，因为我在建中的那一年好像连靶都没有打过。或许是受到李伟纯教官的影响，我们六班的班长刘民治决定接受保送，进入陆军官校三十六期就读，台湾顶尖的建中居然有学生自愿保送军校，当时台湾的各报纸还用了不算小的篇幅来报导这则新闻呢。

我离台负笈新大陆的前几天，民治兄专程由屏东龙泉陆战队基地，赶来台北与我话别。事有凑巧，当时他与我在陆战队服常备役的老哥，正属于同一个团级单位呢。

我在“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中，曾提到过民治兄的“从军记”，该文发表后接到读者之回响，经我查证后，确定民治兄日后被调回陆军任职，曾担任过陆军装甲兵73旅的少将旅长，可惜英年病逝于任上。

大学时期的“军训”

“那个年头教育部统一规定，高中或是高职学生毕业以后，想要继续升学的话得要经过“大学与专科联合招生考试”，简称为“大专联考”，考生依联考成绩与志愿，分发各学校与科系。

不过民国四、五十年代的公立大专只有十几间，私立大专好像也不超过二十间，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民国五十三年，七万余考生总共只录取约两万多，升学竞争可谓十分激烈。但即使落榜也还有时间可以重考一、两次，年满二十岁犹未考上大专院校的男生，就得入伍去当“大头兵”。被征到陆军的只要服役两年，抽到海、空军“签”的男生，得服役三年。我的考运不错，进了成功大学电机系，依当时的兵役制度，毕业后服役时，自动成为“预官班十七期”的少尉军官。

当然，军事院校也办联合招生，不甘心当“大头兵”的男生可以去考军事院校，毕业后可以当“官”，只是必须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在大学就读期间，我们好像没有在操场上操练过几次，不过在大二或大三的暑期，我们男生都有两个月的暑期军训，这是住在军营，穿着军服，吃大锅饭，睡大通铺 ，还可以领薪水的正式军训。记得我们在“成功岭”受训时是最底层的二等兵，月薪只有七十五元。这应该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真正的军营生活。

我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自幼体弱多病，用现在的流行新潮语言来说，就是十足“妈宝”一个﹝但我父亲可从没有把我当成宝﹞，但我母亲也没有反对我这“纸片人”去受军训，不像现在有位看起来身强力壮的某立法委员，当年以“焦虑症导致闪尿”为由逃兵役不说，当选立法委员后还以此为荣，到处“献宝”，口沫横飞地四处“畅谈”他如何成功逃兵役的往事。

唉，老实说吧，如果现在的台湾青少年都“仰慕”这位“闪尿”立委的话﹝他居然还连选连任﹞，那些“保家卫国”的口号叫得不论有多响亮，战祸临头之际，能靠这群“逃兵役”的人上战场御敌吗？

“成功岭”新兵训练营之组成

1966年的“成功岭集训班”班主任，是位由军长调任，有“独眼将军”之称的戴朴中将，他与我父亲谢肇齐同是黄埔岛上黄埔军校六期的入伍生，而且还是学生第二团机枪连的同连队同学。黄埔军校六期共毕业五千多人，其中在黄埔岛上入伍的只有不到八百名，其余四千多位是北伐期间收编的全国各地之训练班成员，包括交通班﹝如车辆修护等﹞，电讯班﹝电报电话等﹞，政工班﹝在武汉入伍，有女生，写“女兵日记”的女将军谢冰滢就是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位﹞等，他们日后皆被国防部“叙”为黄埔六期毕业生。

戴将军属下的成功岭学员编制有四个团，每团下属四个营﹝比野战部队要多一个营﹞，每营有四个连﹝也比野战部队要多一个连﹞，成功岭是以“连”为训练与生活管理单位，一个连有三个排，一个排有三个班，与一般野战部队是相当的，不同的是野战部队一个班有九个人，所以才会有一首军歌名叫“九条好汉在一班”，我们的单位则有十二个人，算起来一个连有108条好汉。这样算起来，我们1966年的预官班十七期，学员大概有七千人左右。

我受训的那一连，正式番号是“三团三营十一连”，连长是陆军官校正期出身，比较不啰嗦，早晚的点名集合，仪式结束后顶多讲个一分钟就下台。副连长是行伍出身，比较爱训话，没有三、五分钟是不会停的，成功岭晚上蚊子多，副连长训话多久，我们就得“喂蚊子”多久。副连长是广东人，以“广东国语”训话。每每提到“我们十一连”时，他的广东腔国语，将“十一连”讲成了“洗衣连”，把大家逗得好乐。有一次在晚点名时，当全连弟兄又听到副连长讲我们“洗衣连”如何如何时，竟然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值星官当然知道笑点在那儿，但职责所在，他在忍笑之余，还不得不故意板着脸吼我们一声：“大家要严肃一点！”

我原本身高是177公分﹝五十多年后缩水啦，大概只剩174公分﹞，是十一连第三排的排头。排在我左手边的是谢泗勋，既然同姓，八成与我“千年前同一家”。与泗勋兄在成功岭的“战友交情”，一直延续到我俩大学毕业后，我服预官役是在马祖东犬岛上，书信有限制，从外岛回台后我直接负笈美国，自此与他失联。还有一位战友是王作京，在大通铺中睡在我右手边，也是在我出国之后断了音讯。在这儿追忆几乎一甲子前的往事，想到与战友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惆怅感油然而生。唉，世间本无不散之宴席，就在此祝愿他俩都平安无恙罢。

我们的排长颇值一提，他是陆军官校三十四期的南麟海少尉，“南”姓在一般姓氏中罕见，可能是属于关外的姓。我们这一排的训练与生活管理，是他实际经手负责的。他到底是“革命的黄埔”正科出身，所以在操场上要求十分严格，但生活管理上却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兄弟一般，照应得非常好。

大约二十年前，我去旧金山湾区探亲，在中国城买了一份中文报纸，在当地新闻页，读到一则湾区黄埔军校同学会聚会的新闻，会长的名字“南麟海”看起来好熟悉，仔细一想，不就是我在成功岭受训时，那位对弟兄们照顾有加的南排长吗？

回德州后，花费了一些精力，辗转找到南排长的联络方式，打了个电话与他叙旧，后来有机会再去旧金山时，又约他出来见了一面，他还十分客气地请我吃了顿饭，人生四大乐之一是“他乡遇故知”，这会儿咱俩都亲身体验到啦！

服兵役时所交到的朋友，因为食宿在同一个屋檐下，辛苦操练时互相打气，所以双方是有“革命情感”的，退伍后成为终生挚友的例子，比比皆是，对我而言，让我在进入社会之前，先磨练出人际交往的经验，是男孩子成长时难得的机会。

成功岭的营区操练与生活点滴

也就是因为在成功岭的锻炼，让我得以“脱胎换骨”，离开“妈宝”的阶段，所以我对成功岭的日子印象深刻。

在成功岭的炎热天气中出操，当然是辛苦的，让大伙儿汗流浃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腰际，都挂了一个行军水壶，水桶旁有一个盐罐子，水壶灌满后，各人依自己口味，在壶中或多或少地加了一些食盐，以补充身体大量出汗时所流失的盐分。

成功岭的军事训练当然不限于只在操场上，我们同连百把人还得要生活在一起的，譬如每天正襟危坐地在餐厅一道吃三餐大锅饭﹝菜肴比我们在大学餐厅里吃的还要丰盛些﹞，晚上同挤在一个屋顶下的大通铺里就寝﹝每人间距仅约一英尺﹞，连晚间洗澡都在同一时间，以“连”为单位一道洗。在我们受训的那年﹝民国五十五年﹞，虽然吃饭在餐厅，睡觉有寝室，但是洗澡却是“露天”的！

成功岭暑训时，正是台湾夏天最炎热的时节，由操场回来必定是汗流浃背，全身黏乎乎地，冲个冷水澡是每天最爽快的时段，那年成功岭上没有澡堂，我们洗澡的地方有好几个巨型水池，我已记不得那水源是截流的山涧，或是抽取的地下水，这些巨型水池不但是洗澡用，也是洗衣工厂的洗衣之处，“洗衣”与“洗澡”竟然是同时进行的，虽然不在同一个池子，但相距也不过二十几公尺而已。

洗衣工厂雇用了十多位女工，她们大概是负责洗我们这一团的衣服，我们因为出汗太多，内衣裤每天都得要换，外着的制服也撑不过两、三天就得送洗﹝汗会在军服上形成白色的盐渍﹞，所以这群女工的工作量非常大。那个年头成功岭上还没有洗衣工厂或是大型洗衣机，如果一件件用手洗，不知要洗到何年何月，所以她们“发明”了一套洗衣绝技；用一枝很长的竹杆把待洗内衣裤串起，这一串少说也有四、五十件，两位女工分别执竹杆之两端，抬到水池上，合作无间地将这串衣裤浸在水池中左右愰个十几秒钟，如此这般地“提起、放下”约五、六次后，将其原封不动地直接抬到旁边层层叠叠的竹架子上，再稍微拧干，就算是大功告成。经次日的阳光曝晒之后，我们于晚餐完毕去洗澡之前，按照衣裤上书写的编号领回。

由于成功岭是一片红土，我们“打野外”回来，一定沾得满身的銹色泥土，洗衣女工的“速成”洗衣法，自然也将衣服上的红土带进池中，染得池水一片红通通的，我们领回的“干净”草绿色制服，当然是渗进了大量的红土颜色。

说也奇怪，这么草率的洗衣法，我们都没有得传染病不说，领回的内衣裤好像还有阳光晒干的“阳香味”呢！制服的洗法与内衣裤一模一样，只是多经一道被熨斗烫平的手续而已。

不过这“阳香味”是我们“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啦，那我又是如何得知这“阳香味”是掩不住“鲍鱼味”的呢？

话说我们一周操练六天，周日则是放假出营的日子。当年我母亲有一位好友﹝现在的流行语叫做“闺蜜”﹞，就是被我们兄弟俩自幼昵称为“朱娘娘”的朱明女士，她那时在台中中兴新村的台湾省农会任职，母亲早就嘱咐我放假出营时，一定要去她家拜望一下。我还没有上小学时就常见到朱娘娘﹝我们住在同一个眷村﹞来家中走动，熟识得像自家亲戚一样，朱娘娘待我们兄弟俩也一如自己的子侄，是看着我们兄弟俩一寸寸长大的长辈之一。

有一个礼拜天早晨，我按址找到朱娘娘家，她依惯例一把抱住我，显然立刻就闻到了我自己闻不到的“鲍鱼味”，立刻命我换上她儿子“晓白”﹝他大概比我小四岁左右﹞的衣服，待我撑着把那小了一号的“便服”硬挤上身，朱娘娘已经将我的制服浸泡在洗衣盆里，果不其然，那套看来干净的制服，可把整盆子水都染得像那道椒红的川菜“水煮鱼”啦！

那天返营时，我的制服确实是回到了“纯草绿色”，不过也只维持了一天而已。

我想在这儿表达的是，不管是受军训也好，或是服兵役也好，可以让年轻人在踏入社会之前，适应一下周遭之环境，通常在父母呵护下养尊处优的成长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一般欠缺的是“阳刚”之气魄，入“鲍鱼之肆”，习惯“鲍鱼之味”后，在踏入社会后面临那“百味”杂陈之时，你也许就会“见怪不怪”了。

对我而言，这就是男孩子们应该体验之成长过程。

比起我们在成功大学学生餐厅的伙食﹝民国五十年代是每月两百一十元，每日供应三餐，周日歇业﹞，成功岭的膳食确实是要好一些，大概是因为学员在受军训时体能消耗大，菜肴上蛋白质比较多之外，每隔两、三个礼拜还会“加菜”，我可是吃得十分满意。

但是偶尔值星官会临时宣布，这餐饭是“战备进餐”，得摹拟在实际战场上用餐，只给你一分钟“狼吞虎咽”的吃饭时间而已，对动作太“斯文”的学员来说，这或许是成功岭上最大的“挑战”之一罢。

我在成功岭上学会的一首军歌

在成功岭上，我们白天当然是得汗流浃背地出操，晚饭后洗完澡，连辅导长会把众弟兄们集中在饭厅，除每周一、两次的“政治课”之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听取学员们对受训的“感受”，或是耐心安抚此起彼落的“怨声”。

我们这位辅导长很年轻，八成是出自“政工干校”的高材生，个性非常随和，“军歌教唱”是他的拿手把戏，他以嘹亮歌声带领我们唱军歌，我们白天在大太阳下辛苦地操练，晚饭后唱唱歌以舒缓绷紧的神经，其效果与现今之“卡拉OK”是相当的，都是紧凑生活中的“调剂品”。

那时﹝民国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海局势”并不太稳，“八二三炮战”也只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而当时美国已开始深陷越战之泥沼，自顾不暇，台海若是战云再启，国军就只有“靠自己”的份儿。

当年的“政战工作”做得非常好，为了提升我们的“战斗意识”，就教了一些“打仗得靠自己”的军歌。这首“莫等待，莫依赖”的歌就是我在成功岭学会的，至今仍然深植我脑海中，歌词大致如下；

莫等待，莫依赖，胜利绝不会天上掉下来。

莫等待，莫依赖，敌人绝不会自己垮台。

靠天吃饭要饿死，靠人打仗必失败。

我们不能再做梦，我们不能再发呆。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开。

干！干！干！快！快！快！大家一起来。

快拿出力量干起来！

回头来看现今之“台海局势”，这首歌正是最适合提升中华民国国民之危机意识的歌，不过这首老掉了牙的军歌，早已被遗忘了吧。

“震撼教育”与“急行军”

成功岭暑训的“巅峰”时刻，非“震撼教育”与“急行军”莫属。“震撼教育”其实只是“心理”性质多于“体能”性质的训练，不像“急行军”那么“扎实”得让你筋疲力尽，至少让我有不虚此“训”之感。

“震撼教育”是让受训学员在战场的“音响效果”下，在层层叠叠的铁丝网下，全副武装地“匍匐前进”，在限定时间内，到指定区集合。

“音响效果”是由空包机枪弹与炮弹组合而成，不是实弹，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并不让人生畏，但是在限定时间内，端着九磅半重的M1 Garand 步枪，匍匐前进到集合点，虽然只算是中级的体力活动，但是不及格的话还是要“重修”的，以致咱众弟兄们不得不尽力以赴。

顺便聊一下M1 Garand 步枪，它是二次大战时的美国陆军步兵制式单兵武器，日后被评鉴为那个时代的最佳步枪，也是成功岭上的制式武器，射击时的“后座力”好像要比我们在读高中时，在靶场使用的三零步枪要小很多，或许是部分的“后座力”被用以自动填膛了吧。M1步枪是“半自动步枪”，不需要手动上、退膛的。

成功岭暑训的真正“重头戏”，是“全副武装急行军”，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训练项目呢。

“全副武装”的定义是肩挂M1 步枪，头戴钢盔，背上重约十公斤重的背包﹝包括摹拟弹药的砖块在内﹞，腰挂水壶与M1刺刀。不过像我一样当“排头”的学员比较倒楣，肩上扛的是M1941 制式轻机枪，比M1 步枪还要足足多重上3磅半。

“急行军”是暑训的倒数第二周举办的，绝大部分学员之战技与体能，此时已达成熟阶段，“急行军”实质上就是我们暑训的毕业考试，连上的队职官早就加强了我们的“心理建设”，告诉过我们这是暑训最艰钜的一关。

“急行军”是以“营”为单位进行的，好像当天有至少三、四个梯次，我们第三营是当天第一梯次，早餐后由成功岭出发，前往大约十好几公里外的大肚山，途中还必须要以慢跑之速度，跨越大肚溪桥﹝桥长约两百公尺﹞，原因是行军时最容易被敌军偷袭的一段，正是大部队在桥上通过之时，所以得要练习快速过桥。

在目的地吃完午餐﹝背包中的干粮﹞后休息半小时，当天就循原路走回成功岭。可想而知的是，回营后每位学员的脚底板都起了水泡，行军之后的三、四天之中，值星官在带队行进时，特准我们不必“齐步”而行。

人的一生中，比“急行军”更艰难的挑战可多着呢，“急行军”是锻炼你在面对艰困环境时，以不屈不挠的心态，咬紧牙关面对。四年后的暑假，我去纽约长岛打工赚学费时，有段时间得打“双工”，两工作地点相距逾三英哩，我当时还是“无车阶层”，若没有在成功岭锻炼过“急行军”，那儿能熬得过这“双工”之苦。

老总统亲临成功岭主持结训

我们预官十七期的结训典礼确实有够隆重的，因为是老总统亲临主持的。

结训典礼在颁奖前三名学员后，老总统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缓缓地穿梭于列队方阵之中校阅全体学员，只见他身着戎装，神采奕奕地频频举手答礼，班主任戴朴将军则坐在后座陪阅。对我而言，曾在如此近之距离﹝大概不到十五公尺﹞见到老总统之容颜，也算是我“今生有幸”吧。

空军通校的暑训

大学男生的预备军官暑训分为两段，每段各八周的训练。前一段是前述集中在成功岭的入伍训练，后一段则是“专长”训练，被分发的训练单位大致上与你在大学所读的科系有关。在成功岭上我们是最低阶的二等兵，月薪是七十五元。到“专长”训练时，我们被升为“下士三级”，虽然只是最低阶的士官，但是月薪陡然增加到三百七十元﹝我好满意﹞，在物价指数低的民国五十年代，一钱黄金才不过两百元而已。

那年我们念成功大学电机系三年级的学生五十几位，几乎全都被分发到陆、海、空三军的通信电子学校﹝简称为通校﹞，分发到海、空军的较少，除我之外，另有八位同学被抽签分发到位于高雄冈山的空军通校受训，他们是张韬，林叶明，叶元椒，董孝英，戴宝通，孙明照，熊克平与蔡必毓。少数被分发到海军的有邓端理，郭正幸等，其余百分之七十全都去了陆军。

其实那时成功大学电机系已经开始代训空军通校本身﹝有军籍﹞的学生，有几位还是与我们同班上课的。这是国防部的“高招”，善用民间大学的师资与设备，缴学费以培养自己的人才，这些军校学生们只要能跟得上我们的课程进度，毕业时也有相同的工学士学位。

在空军通校受训的同学们被分成3031 B 与 3031 J两个班。我被分在3031 B班，我们的学习项目是从美制AN/TRC-1战地手提电话，到 AN/TRC-24战地电话总机的各型野战通讯器材的维修，也负责了解美军依台湾地形而特别设计的Collins Radio FR/FJ1无线电器材之操作。3031 B班的学员服役时都得下野战部队，也就是号称“空军陆战队”的防空炮兵部队，而且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成为各防炮营的通信排排长。3031 J班的学员则负责维修笨重的第一代类比型传真机，与Teletype 的老式110bps电传打字机。他们这一班同学以后在服役时，好像都不需要下野战部队，与3031 B班相比，3031 J班在服预官役的那年是较为轻松的。

当年在通校受训的除我们成功大学电机系学生外，也有大同工学院与台北工专两所院校的电机系学生，记忆中，来自大同工学院的刘英毅与钱华彰两位，是在3031 B班，我们的张姓教育班长是空军通校的士官班毕业生，有“上士二级”官阶，受训学生则是“中士三级”，属于士官中较低的一级。

住的方面，我们的宿舍虽然也是大通铺，但不是像成功岭那样几十个双层铺紧紧地排列着。空军通校的通铺是双拼，一个单位的上下层只睡四个同学，记得我是睡下铺，林叶明是我的紧邻，睡在我上铺的是董孝英，隔壁双拼铺的下铺，距离不到三英尺的，就是后来与我在达拉斯有四十多年交情的刘英毅﹝大同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毕业﹞。当然，几十位受训学员全都睡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顺便一提，多才多艺的董孝英兄，与个性豪爽的刘英毅兄，加上同期的通校成大电机同学，叶元椒，戴宝通，孙明照等共五位，在我执笔之际已先后作古。人生虽短，然而一道受军训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情感”，至今仍萦绕我心，伤哉。

空军通校的“专长”训练，当然不是像成功岭那般的在操场上锻炼体能，而是在课堂上与实验室里用短短的八周时间，尽速灌输我们军用通讯器材之架设、使用与维修。老师还告诉我们，在十年前的“八二三”炮战中，阵亡最多的就是通讯兵，因为他们为了维持战地的指挥与联络，得随时在“弹如雨下”时，冒着激烈炮火出去抢修被炸断的线路。在战地，直接以“有线”通讯传递军机，比较不会像“无线”通讯一样遭敌方窃听。

我们每天还有至少一小时的体育活动，通常是在最后一节课的时间，把我们赶到足球场上踢球。空军通校的正规班也常在最后一节课时上操场踢球，有时候就与他们对踢分个高下。成功大学的课余体育活动，也是以足球为主，所以我们班上的足球健将董孝英与蔡必毓，再加上睡在邻铺的刘英毅等，都成了我方主将。正规班学生体能较好，踢起球来勇猛非常，有意或无意之间，撞到我们时的力道十分大，常见我们预官班学生挂彩，灰头土脸地退场。大学时期我体重只有五十公斤出头，配以177公分的高度，是典型的“纸片人”，通常轮不到我上场，即使上了场，也是“跑龙套”式的当个后卫。有一次我被对方撞飞﹝旁观者告诉我的﹞，好在不是脑袋着地，骨头也没断，但是手肘与膝盖皆摔得鲜血直流，被送到医务室捈药。

我好像与医务室特别“有缘”，受训其间几十位受训学员都健健康康地，唯独我一个人居然得了重感冒，卧病在床且高烧不退。生病的头一天我还硬撑着去上课，次日就全身虚弱得连床都爬不起来，邻床的林叶明伸手一摸我额头，哗！烫得不得了，立刻找来教育班长，他二话不说，立刻找了部吉普车把我载到医务室。

医务室不是医院，没有医生坐镇，只有一位会处理“外伤”的医务兵在当班，病人是否有“资格”进一步送去医院，完全取决于他的判断。他可是得要一板一眼“照章行事”的，拿出温度计一量，华氏104度，再翻出“规章”一看，已逾“送医”的最低标准，立刻“摇”了个电话﹝那时代，军中电话是用手摇的，由总机接通﹞给冈山空军医院的值班医师，把我直接送去吊点滴。

在病床上躺了近两天，值得一记的是，空军机校的教育长沈将军，特别来病房探视过我，那是因为他也有子女就读于成功大学，在学校里我们都是时相交往的朋友。

空军通校的集训结束后，我在正式服一年义务兵役之前的所有军训，就算是告一段落。凭良心说，我们这些行为与思想都还“十足老百姓”的后备军人，在战场上的战斗力是难与职业军人相比拟的，但是对敌人而言，当我们有超过一百万的后备军人作为国防后盾时，应该还是具有相当“吓阻”力量的。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兴高采烈地﹝没有在这儿滥用形容词﹞去风景旖旎的花莲防炮205营报到，营里的八位预官﹝请参阅“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常在周日结伴出游当地的风景区，好不得意，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半年后，会“惨遭”移防去马祖东犬岛。

出发之前，心中略有不安，到花莲市区的照相馆留影一张﹝前线不许照相，我的照相机已寄返台北﹞，连同底片，附在花莲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中。

从马祖回台的那天，母亲做了一桌子她的拿手好菜，饭桌上突然冒出一句；

“你为什么在临离花莲时，还会想到寄了张照片回来？”我还来不及回答，父亲就笑着接口道；

不是连底片都寄给你了吗？他怕万一出了事回不来，那就是他的遗照啰。”

曾告诉过你，我与父亲是“父子连心”的，这就是铁证之一。

后记

与五十年前相较，台湾现行的兵役制度几乎完全变了调，义务役变成了“志愿役”且不说，看来军中养尊处优的“少爷骄兵”还真不少，前些日子﹝2023年﹞有报导称，驻守马祖西莒岛的守军某单位，有人在沙滩上刻字“求救”，因为他们有个把月“没新鲜的肉可吃”啦！

我父亲谢肇齐，是黄埔岛上的第六期毕业生，在学其间的民国十六年，有一次学生兵们为“护校”而“东征”，在粤东某地因粮草不及送到，长官坚守“不扰民”之原则，以致军队被迫煮“马鞍之皮件”汤果腹﹝学生兵们与马相处，日久生情，舍不得杀马充饥﹞。这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是我那一向不擅言词，更不会乱编故事的父亲亲口讲的，而且还不只讲过一次，尤其是当老哥与我在餐桌上“嫌东嫌西”，不乖乖吃饭时，哥儿俩多年来仍铭记于心。

顺便在此告诉那位因为在西莒岛上没有新鲜肉可吃的那位前线“英勇战士”，我曾在你的邻岛东莒岛上，连续地吃了半年联勤粮粖厂制造的红烧牛肉、猪肉与蔬菜罐头，它们的滋味是绝对远胜于“马鞍之皮件”汤的。

拉拉杂杂地写下逾万字，只是想告诉读者，一甲子前，以我在台湾那近乎“全民皆兵”的社会里之生活体会。“保家卫国”绝不可沦为空洞的口号，是需要每位国民抱着“为国牺牲”的精神，无怨无尤地付出的。

【谢行昌，2023年8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