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后，我问空中小姐何时抵达。当她告诉我“还有两个小时到温哥华”时，我吃了一惊，我已经睡了八个多小时，却感觉只睡了五分钟。
一走出温哥华机场大门，迎面见到的是摄影机和记者。我过去曾经见过面的一些当地法轮功学员伸出双臂欢迎我，并向我献上了鲜花，然后我转向媒体。我的脑子里空空的，只是想，随其自然吧。记者们问了一些“回家的感觉如何”之类泛泛的问题，然后提出的问题几乎让我吓了一跳。一位女记者问我，这次行动是否是为引起媒体效应而耍的手腕，我有点费解地看着她说：“你说什么？”
当我抛弃任何自己意识到的执着心，当我努力在横幅上书写中文标语，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竭尽全力用中文高喊，当我在过去二十多个钟头里努力同每一名我见到的中国人讲道理，当我用遍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中国字、简单的英文和手势、身体语言告诉他们真相，一言以蔽之，当我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后，却被问到是否这一切都是要引起媒体效应。我问她是不是认真的，她继续说：“你事先准备了录影声明和文字声明，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此时，我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去那里是为了中国人民……我准备那些声明的目的是如果万一有不测事件发生，人们可以理解我所做的事。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没有准备为我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那么我就不会离开加拿大。答了他们的问题之后，我的同修们迅速簇拥着我去转乘飞往多伦多的客机。
我禁不住有点为这种问话的方式所惊讶。“这个女人没有心肠吗？”我心想。然后我意识到是我自己没有用心去判断形势。她有她的工作，就这么简单。一名记者每个清晨醒来都知道他必须要报导一条新闻，而且必须在截稿之前写出来。他们必须动作迅速地赶上六点或十一点钟的新闻，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易。他们已经在忙碌的工作中忘记了真实的人性和自我，所以这位女记者只需要我回答完她的问题就成了。当我感谢她的帮助时，她甚至没有看我，你可以感觉到她的脑子转动得很快。简直不可思议。
正惦量着这种超现实，但又非常真实的生活片段时，我看到空中小姐向每个人送上同样的微笑。她们从每位旅客手中接过机票，换上登机卡，目送他们走入登机通道，然后又用同样的笑容迎候向她递上机票的下一位乘客。即使是面带这样明朗的笑容，她真的感到满足，或者至少快乐吗？还是就是在履行她的职责，就像那位女记者一样？
在中国时，那位女生告诉我，我正在北京的大街上讲“禁言”，我感觉自己置身于现实和戏剧的轮流交错中。当我回到加拿大时，我感到原来熟悉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或者说，一切依旧，只是我变了——这种可能性更大些。我确实不仅经历了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而且我刚刚完成了我人生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转变。
轮到我验票了，我向空中小姐回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然后走入飞机通道。为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我记起我过去曾经做过的电话销售工作，每当我打完一个电话时，都是以同样的语气说一声：“非常感谢，祝您愉快。”你可以想像我的同事们每日听到上百次这种话后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很假，但是每一次我说此话时，都是发自真心的。那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初期，我开始明白这不只是意味着挣钱，更不是在混日子，它也是我贡献社会的一种方式。
在史书中能够读到，甚至在老一辈人口中可以听到的那些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现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爱”这个字被用来描述“淫欲”？为什么耶稣可敬和神圣的名字被人用来诅咒？为什么性、名声和金钱比美德、贞操和高贵更为人津津乐道？我此番去天安门的旅程，使我重新评价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现在在我自己祖国经历的这场文化震荡打得我猝不及防。对任何事物的不现实感，自动地在我内心退后了几步，我好像看着我自己走下了飞机舷梯。
空中小姐：“你好，先生，33号Ｂ位，先向右，一直走到头。”
我还以微笑，谢了她，笔直走向我的座位。尽管我直视前方，但我的间接视觉似乎变得更加强，即使没有四周张望，我也能够看到所有的人们和他们的举动。有的人正在抱小孩，有的人在看报纸，有的人在提着行李笨拙地前行，走道上的人们不时停下来等前面的人把行李放入座位上方的行李箱。无论他们在做什么，我都想严肃地问每一个人：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永无止境地奔波忙碌着：从这里来，到那里去；买这个，卖那个；同他聊天，与她解闷；那个女孩是谁？她不是很出众吗？……生活的真正目的似乎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存在了。难道仅仅是为了占有，或者仅仅是为了舒适快乐？作乐，恋爱？组成家庭，直至终老？……我儿时所有的那种现代社会缺乏整体目的的感觉，又重新浮上来，在我微观的心灵中隐隐作痛。我想，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我会难以置信。就在这思量中，我忘了自己的座位号，于是再次看了一下手中的票：33B。
现在回头看去，我能够更加清晰地去看待这场经历，这是一场相当痛苦的、却能改变人的一生的历程，就好像我已脱胎换骨，正重新评价一切事物。而这在当时，却很难看得清。＠（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