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 Ⅲ 纳税人的权利
选举
纳税人的首要权利就是选举权。纳税人是国家的股东，国家的钱就是股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管理者们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应该下台，其人选应由股东即选民来决定。对国家管理，选民有责任，国家的财富，选民应能得到公平地分配。这是公理，这是人类之价值。而我们的政府并设把纳税人当成股东、当成公民，而只是当成雇佣，当成臣民。这帮人把那帮人赶走或消灭，他们就成了统治者，天下的臣民掌握在地们手里，由他们操纵，老百姓的权利就成为被赋予的而不是本来拥有的，既然是被赋予的，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雇佣、臣民不是股东，没有权利把管理者拉下台，对管理者的所作所为要么听之任之，要么离开这个公司，离开这个国家。
年满十八岁的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都有选举权，有了选举权就能尽可能地保护其本拥有的权利，然而中国人对”选举权”常常嗤之以鼻。在法律法规与执行状况不相符的众多领域中，中国的选举法与选举的实际状况不相符是最典型的，因为真正的民主选举是专制政府最恐惧的。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给予基层组织即县级、乡镇级、村级真正的民主选举，由选民直接投票，看不出这种选举对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会有什么威胁，可是选民直接投票的目前仅限于村级。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农民看不到报纸，看不到电视，奢望农民直接投国家领导人的票肯定不切合实际，然而乡长镇长、县长(以及地区专员)这些基层官员的业绩对于农民来说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他们也清楚，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这些基层官员已经有足够的条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民主是假民主，如果说中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一点进展都没有也是过激之言。带有一点民主气息的村级民主选举也可以推广到乡级、县级，一直往上推，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的民主确实在进步，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半个世纪或一个世以后中国的选民们才能享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利，不知这样的民主进程有何意义？”中央搞的是假选举，我们地方为何要搞真的民主选举”。
某县人大副主任准备竞选县人大主任，并且希望很大，地区级选举委员会(组织部)想要的是另一个人，对他说要么你放弃竞选，要么选不上后副主任都给你抹掉，他只好退出。吴不是县组织部考查的乡长候选人，他与组织部派下去搞选举工作的同乡梁及副乡长候选人韦、某校长刘一起商议推举吴为乡长候选人。于是他们去游说选民代表，允诺帮某村修路、帮某寨拉电等等，吴被选上乡长，韦选上副乡长。因不符合县委县人大及组织部的意图，四人都被以破坏选举罪判处缓刑，他们都上诉至中院，并找老乡又花钱，被中院判无罪。官肯定是丢了，虽然无罪，老百姓并不同情”想当官，活该”！因为人民已习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倒使人感到莫明其妙，”没有一样不是假的”。至于被政府炫耀的村级选举，有些地方连选几次都不合意就强行任命，有些是到了换届时也不进行投票。政府不讲要换，农民也懒得去问。虽然是农民直接选举，有时却是”代表”选举，村长事先找好几个”代表”帮村民签名，一个组一百多张选票只是由一、两个人代签，并且是等额而非差额选举，只有上级指定的候选人，”选不选一个样”。这是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式的民主选举。
该做的不做
每一个农民都有他自己的或是身边的人们的故事，这些故事犹如恒河沙数，其中有许多是牢骚故事。一旦打开话匣子，就像潘朵拉盒子，飞出的是满腹怨恨。金矿老板在水池边洗澡，肥皂水倒流回水池，村民们讲他几句，他反而越来越凶。刚从驾训班回来的小孟和几个年轻小伙上前威胁他，如果不交500元罚款，就把水池洗干净。村民们走后，老板拿了300元给他们，后又到镇派出所告状。小孟被以敲诈勒索罪关进看守所。小孟的父亲在外面托关系，找熟人，花了一些钱，被关两个多月后释放。
小孟的故事很多，他的牢骚话正是许许多多农民的心里话。每当提到镇政府、镇党委或是派出所、法庭……的那些人，他总是要握紧拳头：”金矿老板有政府作后台，要了农户的土地有时不给钱，有时只给一点钱作意思，把农户的桐籽树、茶油树砍掉又不赔偿”。”镇里的那几个头目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兄弟、姐妹，混一个初中毕业，什么屁事都不懂，也在土管所、税务所、计划办……上班”。”他们下村去收超生款、农业税时那种凶相，恨不得把他们吃掉”。”农业款、扶贫款、无息贷款这些本来要给农民的，款到了镇里就被他们几姨妈分光，有的拿去开矿入股、有的拿去请人喂羊子、有的拿去做生意”。”他们拿了国家的钱，可是农民请他们办事他们不理不踩，就象你欠他八辈子帐一样”……小孟似的牢骚话并不新鲜，他的想法却让人惊奇：”这个国家太黑暗，香港最好不要回来，我宁愿让英国人来统治，我们的日子会好得多”。小孟是农民的缩影，他憎恨的对象只是与他们接触的小品官，也许品位愈大的官，他们吃得愈多。他以为坏人去当了官，并不知道实事上是当了官才变坏的。并不是穿黑衣服的人进了染缸才使染缸变黑，而是染缸本来是黑的，谁进去都会被染黑。
国家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农民的钱。拿了工资就应该替百姓办事。可是你请他们办事就象欠他八辈子帐。任何一个阶层其地位都比农民高，农民求他们办事，想帮就帮，不想帮对他们又没什么影响，工资没少得一分，提干又常常不以你替农民办了多少事作为衡量，更不用说你不帮农民办事就会受到什么党纪政纪处分。某乡两位农民因田边地界纠纷反映到乡政府几年不解决，两家冲突升级，两个老头一个砍一个，都因伤势太重而死亡，乡领导因此写书面检查。这类写书面检查的处分就象你走在路上被一颗陨石击中而死那样少见。
经济建设是中心，倘若政府各部门在帮农民解决纠纷时收取受理费如土地纠纷，有报酬的劳动，公务员应该比较积极。只是这受理费交给单位而非个人，他们又不是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农民们为了办事常常要花一些钱，暗地里送给经办人、负责人一些钱物，这在县级及县级以上部门太平常，在乡镇级一般的小事原来送钱物不多，现在也流行起来，尤其是派出所、法庭。乡镇各部门的公务员们与农民较熟悉，行贿受贿又担心会走漏风声，有些人宁愿不去贪那小钱，也有人大猫小猫都乱拣。在这个社会里，不敢贪钱的人不一定替你办事，而敢贪钱的人只要你找到钱又拿得出手，他会尽力的，你还得感谢他做了好事。有时候因为对方的欲望大，即使你破费了，他还要故意拖延。如某派出所所长有人报案，只要给他钱，他处理案子就很快，不给他钱或是根本就想不到给他钱，你的案子他就拖到你不想告为止，要是有人为了考学校，只要花钱，他连夜都帮你把户口改好。同事的妻弟以全县第四名的成绩录取中师，因报名的年龄与户口名簿上不一致，唯恐以后出麻烦，得到录取通知书后同事才去找派出所的同学，他们很坦然：”交300元，改就是了”。为了照顾面子，代之以请一桌300元的酒菜，事情办完，他们还想去OK厅，同事不敢奉陪，搭拉煤车回学校。在这一章I部分叙述的离婚案中，陆的几斤干鱼花了五、六十元，太小气了，她被折磨得焦头烂额，等了近一年。如果要到营业所贷款或是你要办的事是可能赚钱的，你非破费不可。工资是国家发给我的，是我读书时拼命才考取学校得以分配，是我的亲戚拉我一把才得，你不给我好处，干嘛要为你做事？责任那玩意儿谁还想去提它。
农民与农民之间常有一些纠纷，”有事找政府”，公务员们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拖再拖或是不公正的、草率的处理。乡镇干部与农民太接近，不是与这个是亲戚就是与那个是朋友，或者他与上司有某种关系，有某种后台，或者他已破费，如果他本是赢家那很好处理，要是他本没有理由，你怎样处理，要么不公正处理，要么得罪亲朋好友，或是惹恼有权势的人，要么把吃进肚里的酒肉吐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处理。公正无私、敢说敢做的乡镇干部不多。即使象司法机关那样有回避制度，也没多大意思。无论在乡镇还是在县城、专区，中国的”熟人链效应”使你难以摆脱那藤藤网网。倘若是农民与政府或是与某权势人物有纠纷，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即使干预也不一定有结果，司法机关也不想去碰，只好让它拖十年二十年，这一届县长、省长换了等下一届县长、省长，下一届又再等下一届。
许多农民没住在公路边，乡镇、县级的一般公务员也没资格随时使用公家车辆。除了家住乡村的乡干部时常有锻炼的机会外，住在城里的干部们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他们不情愿，对于女同志更是要命的事情。农民的事情也不都是比较简单的事，有些棘手的事怎样解决都不好，先到哪一家哪一寨，就在那儿吃饭，吃了饭后处理也会有些偏，不吃饭可不行。在家门口开会都要到馆子里干一顿，更何况到乡下办事劳累了半天。以前的干部下乡，哪一家都想要他们去吃饭，那时的干部不挑剔，就象一般的客人，有什么吃什么，现在时代不同，干部们因公下乡，并非每个人都挑剔，农民们还是唯恐招待不周。生活水平提高了，提高的程度不一样，鸡肉鸭肉干部们视同农民们的白菜豆腐，许多农民还很贫穷。不管是派出所、法庭下去办案还是土管所、林业站、政府各部门下去办事，一顿饭理所当然。事情越大，职位越高，或是住在县城的干部，费用就越大，专区级干部连面都见不着，熊掌燕窝他们也不来吃。表弟的寨子与邻村有几十亩荒地纠纷，他们已集资交了受理费，土管局有一位熟人要了点小钱帮写材料并答应下来解决，三月份反映，他们又去问了好几次，新年已过，没几天地就到99年3月，没有人下来解决。”过年后你们再去问”，”赶场天倒是可以去问，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愿集资去买那酒肉。一条狗要花200元，烟、酒还有其他杂七杂八至少要花300块，他们还担心显得太小气，准备去买蛇，那更贵，哪一家都承但不起”。一顿饭就相当于300多斤大米，也就是一个农民一年的粮食，”他们也只来三、四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不过桌面上不摆不行啊”剩下的是自己吃，可农民没有钱提高消费水平。”为了这顿饭，我们几个苦恼得很，有些人打算把受理费拿回来，去与那个寨子打架，谁打赢谁要”。许多悲剧因此而生。
政府各机关虽然没帮农民做多少事，他们也没闲着，有些人”忙得很”。领导忙出差、忙开会、忙赴宴，下属忙写报告、写材料，做的大多不是没有意义就是负效益的事。中院审理某一盗窃集团案，案犯21人，判决书列印143份，21个被告人21份，各级政府及公安机关、司法机关都要判决书也不过二、三十份，这一百多份除列印、装订还要送达、还要审阅。这么多份判决散落到各级政府和民间，要是有人寄一份复印件到国外，谁能查出是谁泄露的”国家机密”，每一个环节都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
某村有土地纠纷，反映到政府数十次，96年他们第一次得到政府的处理结果。乙方不服，请土管局某位工作人员吃饭，他重新写报告上交县府，又下文。甲方不服，请求县府重新审议，县府再下文。乙方又准备告到法院，此事不知何日了结。一个小小的土地纠纷处理意见，每一次都要列印四、五十份，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并且那工作人员的一餐饭又使政府重来一次，并引起连锁反应。当我问甲方：”你们是几时告的状”？他们说：”已经是十年前了、几个组集资加起来万元以上，还打了几次架”。搅过来搅过去，怪不得大家都忙得恨。
处理一般的小事都那么耗时间、耗精力、耗钱财，要是政府准备搞工程、搞企业、搞专案、搞工厂，那更吓人。要召开无数次会议，要筹组一班人马，成立一个委员会，制订各式各样计划，进行评估进行考查，全民动员，布置任务，贷款数百万。一年半载钱花完了，这个企业亏本，那个工厂倒闭，其他的项目流产。国家的钱，一个分一点，分光了还呆着干什么，帮国家挣钱自己赚不了多少，要搞自己去搞。纳税人的钱，国民的财富就这样分配，就这样被浪费。钱并非要流到国外去，还是分给中国公民，还是在中国境内使用，物质不灭，只是有人分多、有人分少，该分的却没有得到。劳力、资源被浪费掉了，正如拿钱请人把山下的石头扛上山再滚下山，然后再扛上山又再滚下山那样产生负效益，衣服磨破了，脚打泡了，嗓子喊哑了，可并没带来什么益处。扛石头的人汗流浃背没争几个钱，站在一旁喊叫的人倒是赚了一大笔，每个人都很忙。
乱贪 领了国家的工资，更确切地说是拿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为纳税人做点事，可是该做的没做多少，不该做的做了很多。乱贪、乱要、乱干。
贪污腐败是当今中国人最头痛的社会现状之一。８９年以前，人们视之如同洪水猛兽，诅咒它，８９年以后，它已经演化为一种恶文化、恶习俗，人们还在诅咒它，可国民都已不同程度地卷入。贪污、挪用、诈骗、糟蹋纳税人的钱使少数人从中得利，多数人却失掉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公款的滥用养成恶习，请客送礼成了怪胎文化，老百姓很难超脱俗世的烦恼，”每办一件事，不是请吃饭就要送东西，有苦难言啊”！腐化是一个很庞大的题目。这里所要谈的仅限于县级以下的腐化。越往下越低级越原始，数目也越小，可是与农民的联系越密切，越让人痛恨。
每一年的初中新生招生，Ｃ县一中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大约招新生３00多名，也即全县总新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有１00多名是计划外招生。这一类学生主要是城里的或是乡镇的那些父母亲都有工作的成绩未上线的学生，他们有钱也有关系。县城还有两所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收费比乡镇中学要高，学生来源主要是乡镇那些父亲有工作，母亲在家务农或做小生意的家庭子女，以及村干部，出门做生意赚了钱的农民子女；其他学生就在附近的乡镇中学就读；家庭困难的学生不是在小学就是在初中就已失学，界线很明显，城里家庭里的彩电、冰箱、地毯、VCD等是日常用品，乡村人要低档得多，有平房，有电视也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了。当你走进每个村每个寨，最好的那几幢房子不是男主人在外面工作就是村干部家，八九不离十。在国家部门供职的人每月的工资只是300多元，他们总有别的赚钱方法，村干部们每月只有二、三十元的补贴，他们也有办法。有些人勤劳能干，乡亲们信任他，富了起来才当村干部。而有些人通过一些手段当了村干部，当上村干部他就富了起来。
某村二百多户人家，高压电拉了好几年，300多块钱的黑白电视还不到10台，村长是第一家有电视的农户。他有后台，没有人敢惹。有一外嫁的妇女背小孩回娘家，村长给她讲：”这里计划生育搞很严，工作队已到乡政府（原来的公社、已并入某镇），你拿300元给我，我去和他们疏通关系，否则他们一到罚你一，两千你也没办法，年轻妇女不得不给村长300元。一个多星期后，村长得知那妇女要回去，他走一个多小时赶到镇上追上那妇女：”工作队不放过你，你再拿150元给我去请他们吃饭才行”，妇女又只好掏出150元，不知道这嫁到远方的妇女哪一年才敢回来看望她的父母。村长敲了这450元，寨里人所共知。
村长带了两个姑娘到广西去卖，其中一个已成家，她丈夫到派出所去告，可是他并没告村长拐卖，而是告妻子嫁到广西犯重婚罪，派出所没受理。另一姑娘村长已卖得四千多元。姑娘与其结婚的小伙回娘家时拿来两千元作养育费，姑娘刚走，村长马上去问那家人：”你姑娘是我介绍的，两千块钱我应得一半”，村长又得一千元。几个月后，姑娘的弟弟到广西，才知道其姐夫又寄了一千多元钱来给娘家维修房子，这钱早已被村长和邮电所的朋友瓜分，随同寄来的信也化为灰烬。姑娘家与村长家相隔不远，又属一个家族，自认倒楣，从没想到要去告，别人无义，他有情。”告状”？面子实在过不去也不知道怎样告，要是告不翻，村长安然无恙，自己可能会遭殃。有些兄弟之间都相互算计，何况只是邻居、家族，钱才是最、最重要的。弱肉强食，无论是动物世界还是人类都不缺少。
没有亲眼目睹，没去亲自调查，没有众多人的相互印证，你难以了解农民的贫穷，难以理解他们的落后，难于相信他们是如此懦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村干部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相当于农民，他们想通过非正常渠道赚钱的机会不多。他们还是各有各的门路，殊途同归，都比大伙富一点。只要和老乡们在一起闲聊，提到村干部，农民们说村干部好话的极少，虽然村干部要比乡镇干部好一些，他们做的那些恶事，贪的那些小利也会使农民们觉得太不公平。我们的时代被扭歪了，农民与村干部本都是无产阶级，现在一个骂一个。
王七十年代初到东北去当兵，转成自愿兵在南京当工人。回家探亲几次，与其妻拿了3000块钱到邮电储蓄所去存。96年新年过后返回单位时把存折带走，去了不久，他失踪了。经多方寻找没有下落，一定是在返回途中出了意外。半年多，王妻到邮电所去问那钱，因为邮电所经管储蓄的人是本寨人，他说：”底单没找到，可能是王自己已把钱领走”。丈夫死了，还有个婆婆，在那穷地方3000块钱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她不知所措，回去找亲戚想办法。明知道邮电所的本寨人想吞掉那笔钱，王的堂弟到县城找熟人，熟人也想不出好办法，堂弟又不敢去县邮局查，幸好他还机灵，从县城返回时在邮电所门口下车，邮电所的那两个人问时，堂弟说他是到县邮局去查那3000块钱，转身就走。作贼心虚，邮电所当天请人通知王家说底单已找到，叫他们去领钱。只要有赚钱的机会，谁愿意放弃？良心、道德价值几许？乡、镇虽小，五脏俱全，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法庭、党委，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挖空心思去赚钱，不管白道黑道。要是上面有什么扶贫款之类的应该扶持农民，也正如小孟所说的：”都被他们几姨妈分光了”。利用职权贷款不犯法，一个人去贪污、挪用会犯法，要是集体贪污、挪用，不仅不犯法，下属对领导还尊敬备至呢。
某镇政府和党委把教师的烤火费、奖金”借”去几年都不还，教师们已经忘记了，其实他们”借”的又何止这笔钱呢？有一次他们”借”钱出了马粪，他们把收上来的电视收视费三万多元吃光了，县广播电视局却不怕镇政府镇党委，他们立即停止该镇的电视播放权，不知道领导们又去哪儿借，一个多月后该镇的电视才得以转播。本该拿给农民的钱你随便要，农民们不会知道的，可去贪电视收视费、太笨在笨！穷地方的乡镇领导自有苦衷，无论你从农民那儿怎样刮，无奈没有多少油可榨。可是县级各机关的领导们每个月都要下来，每月来几次，乡镇各机关大会小会不断，不可能不吃饭啊。那些视察、检查、验收更不能怠慢。每个领导到县、到地区出差：”我请他们吃了顿便饭，花了点钱”，虽然并没请吃饭，搞一张假发票就可以报销。所以，只要手里有钱或是能借到钱，用了再说，不管是救灾款还是教育款，反正那些都有帐可查，我只得吃，没揣一分进包里，集体贪污挪用又不犯法。你不下来，你不通知叫我上去开会，我怎么会去挪用钱请你吃饭？这是上级领导逼他们做的。并且你抓了大鱼，他只揪了一只虾，还要追究就太过分了。
村干部想的是几千，乡镇干部想的是几万，到了县里就是数十万上百万元。至于再往上直至中央，那已经超出常人的想像力。
几年前与某君闲聊，谈到政府官员贷款数百上千万元拿去开工厂、办企业，没多久就倒闭，我说那是一种骗钱术，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想把厂搞好，成功了就成大企业家，倒闭了就被骂是骗钱”。他说的有道理，只是用自己的钱去投资，他会小心得多。没多久后该君也想当企业家。他从农业银行贷款58万元去修一个涂料厂，不知这个厂在本地会有什么现实可行性。买了一些设备，修了几间水泥砖、石棉瓦小厂房，两年过去了，铁门里面除了茅草几乎没有人烟。农行催款时他说：”现在没有流动资金，要能还贷，除非你们再贷给我40万元”。
某县政府搞一个黄果项目，从农行里贷了两百万，几年后钱花光了，黄果没有收益，主任被免职，新来的主任不管旧账。免职的专案主任说：”我已被免职，那款与我没关系，再说那是政府领导担保，我只是专案法人代表，不是法人，要钱你们去问政府”。即使他就是法人，他也还不起。这两百万要是贷给农民去发展，每家贷一千，也可以贷给两千家农户，绝不可能两千家农户都还不起，倘若都失败了，你也可以象往常的催款方式一样去拉农户的牛马作抵押。贷给农户得不到回扣，贷给那些人回扣可多呢，此类事太多太多。
某村民到地区去反映其权利被侵犯，地区政府叫他回来找县政府，并让他顺便带一封信到县政府。村民把信拆开拿去复印，把这张”国家机密”的复印件拿给我。这是一封公民举报信：”我们是公民，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中央及各级政府一再提倡’反腐倡严’搞好扶贫工作的有关指示……，我们现将以下几个问题向领导反映，要求严肃查处”。
1、农村坡改梯工程款，××为什么拿40多万到合资水泥厂入股分红,这是扶贫吗?
2、’扶贫加油站’总投资50多万每年要向扶贫办上交6万多所谓的’管理费’，其实是把扶贫资金拿去放高利贷，所得利息几个人私分。
3、上级下拨的’××县拼花木地板厂’的专项扶贫资金70万，专款不专用，厂不办，把款倒到外地去打黄金，满足个人发财，置××县的扶贫专案不顾，这合理吗？……”。
160多万元扶贫资金被一个小主任拿去扶富了，农民又一分贷不利。两年过去该主任到某地当局长去了。中国抓了许多贪污犯，那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无论你抓多少，无论法律多么严厉，这个社会让他有许多贪污挪用诈骗的机会，他怎么会抵挡得住钱的诱惑呢？听说政府准备给公、检、法提高工资，让他们有足够的钱而不去贪污腐败，这既滑稽又荒唐，公、检、法部门有能力贪污腐败的那些人他们缺少什么？缺少的只是”挡不住诱惑”的那种自制，什么才算是”足够”？欲望会膨胀，再多也填不满。
请客送礼是中国之特色，穷乡穷镇的农民们现在也不得不模仿大都市的文化了。为了让子女得到好的关照，家长要请老师吃饭，也许哪一天还要象大城市那样给小费；为了使亲人在动手术时顺利进行，要先请医生吃顿饭，每当此情此景，如果要认为是腐化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腐化已烂至骨髓了。它不仅是特色，而是宗教式文化。要是私人掏钱，随他好啦，那是他的自由，其实人们都很不情愿，甚至苦不甘言，但又无法超脱，这是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在驾驭着你，苦啊！要是公款吃喝，那是在糟蹋纳税人的钱，纳税人肯定不满，也只是发牢骚，因为除此之外无可奈何。
我很奇怪某小镇中学门口也有一家OK厅。学生告诉我：”本地人很少进，主要是为了上面来的领导，一个月只要来一次就足够了，有时一晚上收入达三、四千元”。某小县城不到两万人口，也谈不上是交通要道，大大小小竟有十多家OK厅。某位司法部门的老干部叹气：”现在的人们穷的穷得很、富的富得不得了，城边的那家歌厅沾了吃公款的光，生意好的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有七、八千块钱毛收入”。以前人们送烟下馆子都怕人看见，89风波以后，政府年年打腐败，打了一个有十个正在活动，越打越多，只要有机会，他不怕你打，除了请吃喝，还要请去嫖。要尽可能地夸分纳税人的钱，就要多开几家、几十家OK厅那样的高消费场所。
也许有人会说：腐败并非全是坏事，中国的腐败世人皆知，中国的经济照样发展，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钱又没有流出国门。中国人花大量大量的钱去吃喝嫖赌，倒是刺激了农民养鸡养鸭的热情，促使他们去捕蛇抓野鸡；小姐们有了钱，高档衣裤、化妆品销量大增，刺激了那些工业的发展；老板们赚了钱，买车买房去享受……这些生产大部分是加紧对大自然的掠夺，我们留给后代是什么？倘若这些钱我们拿去造林，拿去改造环境，那不是少数人享受而是全民享受，也许长江洪水不会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中国人很苦，苦的结果是让少部分人去吃喝嫖赌，外国人既清闲，又有钱去游长城游尼亚加拉。国民财富中多数人分小部分，少数人占大部分，当然能让少数人过上现代化生活。老大游山玩水，吃香喝辣，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个个起早摸黑，苦干加巧干，这一家子的日子无论如何都会吃饱穿暖，可要是老大不抄家，这家人早有了彩电、冰箱。
乱收在贫困地区，工厂、企业少，财政收入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民上交的各种各样的税收。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底，自己和下属都想贪一点，更何况那些盲目投资、公款吃喝造成的巨大浪费，致使政府的头头们为了各式各样的开支而焦头烂额。每到年关，头头们一车一车的特产往地区、往省里送，以求他们慷慨解囊。一边往上讨，一边往下榨。该给农民的不给，不该从农民那儿要的也要。中央政府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也要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制订了一些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上梁不正不梁歪，”谁叫你们把这个社会弄成这个样子，充斥着许多偏离正轨的恶习，我们又超脱不了”，只好乱收、乱摊、乱罚，”你们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是否恰当还不一定呢”。在发达地区，农民的负担也不轻，因为人的欲望会膨胀。
收钱是目的，巧立名目是手段，只要想收钱，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整天整天静下来思考，大家献计，总能找到借口。某乡要修政府大楼，上级拨给的款只能修两层，乡政府自筹资金再修一层。没有工厂，没有企业，只能靠从农民那儿征税。国家允许或是基层政府征收过的税全部再收一次，原来没有的他们也发明了许多种。鸡头、鸭头税，每只雨毛，狗头税每只五毛，猪头、牛头、马头税每头五元，这不是屠宰税或销售税而是饲养牲畜费、草料费，由乡干部到各村各寨鸡笼鸭笼猪圈牛圈去数。还有人头税、耕田税、宅其地税、山林税等多达几十钟，并且收的方式已改变，如以前的山林税是按亩数来收，这一次是按大约有多少棵树，有几笼芭蕉，有几笼竹子……
有些穷人得了救济款、扶贫款准备修房买牛栽树，因长时间没有荤味，吃的欲望比任何其他的欲望强烈得多，于是剩下的钱越来越少，房子修不成，耕牛买不起，树没栽几棵，这些钱是要还的，还是抑制不住乱花，何况从农民手中搜刮来的不用还的钱。黔驴技穷，要修一层房子，这五、六万块钱是不够的，先吃先用再说，钱越来越少，修房子越来越没有可能，索性花完算了。穷地方的农民可怜，政府也可怜。某乡发生大火灾，农民们灭了两天还未灭完，乡镇干部、职工和中学的师生走几个小时去支援。灭火的人未赶到，先来的干部叫村里几个干部宰牛宰猪安排伙食，吃了饭休息到下午才去灭火。太阳要落坡就赶回，第二天吃了早餐去灭两个小时回来午休，下午去两、三个小时又回来。村民们说：”烧的又不是我们的森林，是国有林，天未亮我们就被叫起来去灭火，灭到中午回来煮饭吃还要被他们吼，刚放下碗就马上去天黑尽才敢回来，他们早已吃好饭”。”他们在两天多，杀了一头牛、两头猪，还有其他的饭菜，我们连油味却闻不到，吃去的那些钱都要我们来承担”。”他们没走几天，乡政府罚邻近的寨子每人7块钱，说是因为我们在火灾刚开始时救火不卖力，其实这个罚款是拿去开那饭钱”。无论如何，这个干部师生灭火大队还是去灭了火。邻近的某乡那次大火把县城好些单位的干部职工都动员去，有许多人下了车就往山上窜，究竟火灾在哪儿根本就不知道，连灭火的直升机的轰鸣声都听不到。他们是去春游而非灭火，不仅有补助还有功劳，只是没有准备，肚子饿了就只好往农户家跑，苦了那些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们和西装革履的男士们。”我们本来就穷，没有什么菜吃，只有杀鸡”，”到城里碰上他们时，有些叫我们去他家玩，不过忙着去上班，有些人根本就认不出也许不想认我们”，”那次火灾后，乡政府又乱收我们的税了”。无论任何一项损失，转弯抹角都会转移到农民头上。
乱收乱罚有时是集体决策，有时只是个别干部的胡作非为。某副乡长抓计划生育很出色，抓税收也很有胆量。该乡有一些荒山承包给外来户，按乡政府、县政府规定，土地承包费要交给土地所有者，即村或组集体，每户每年交100元。三年来，副乡长把某片区近20家承包户的土地承包费收归乡政府，每家收200元，有帐可查的共收取7000多元。村或组一分不给，承包户要是想要他们开发票，他们开的是”超生款”。承包户们一家走了又来一家，谁知道有多少家没得发票。
中央政府没有规定的征收专案而你去收就可以认为是乱收，那些规定对执法部门好象没多大意义。我问派出所一位小兄弟：”你们爱抓赌吗”？他说：”不是经常去抓，要是有人报告有外地人来就去，本地人没多少钱”。他很直率”抓赌与持枪抢劫没什么两样，派出所、联防队，有时还有政府的干部，几个或十几个人把赌场团团围住，一个一个搜身，记下名字，钱收光了，还要罚款，有时还要抓去学习班学法律干劳动”。农村人赌钱不象城里那样几个人打麻将，而是几十个人围在桌房，赌单赌双，一旦被抓，搜身总能搜出好几千。人类生性爱赌，赌绝不是好事，应该尽量制止，尽管永远也无法杜绝；抓赌也没有错，谁被赋予权利抓赌，谁的腰包就胀鼓鼓。
“赌资和罚款名义上要上交，实际上都是派出所自己支配，上级机关知道下级部门能自寻财路，不必为下级的经费操心，更省许多麻烦”。”我们所里已买了两部摩托，准备每人有一部，抓赌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不赌钱？自己赌是合法，别人赌是非法，有时去抓赌，还是觉得良心有愧”。在乡镇抓赌可以得大把大把的钱，在县城除了抓赌之外，还可以抓嫖，抓一次就可得几万元。钱不是目的，是手段，为了方便，你要找钱去买摩托车，要是单位里每人有一部，那不等于是你自己的摩托车吗？笨蛋为了买摩托去贪污去挪用，有脑筋的人是先让单位买好，自己再使用，还不用开油钱。赚钱是为了买这买那供自己享受，如果能从单位获取，钱就没有用处了。
没有钱的人他并非要去贪污，因为他有势。有人请或是有公款去玩小姐，他不必为了享乐而去贪污；你想要的东西单位却让你随便使用，谁还想去偷去盗；你想敲诈别人的钱财，只要开一张发票保管没事；如果你想搜别人的腰包，只要有工作证，有枪，而他又恰好没带身份证或正在赌桌旁，收入既可观又安全，还可以让他第二天再拿钱来交，当然也可搞他几拳，如果把他打死也可说是他妨碍公务；要是他是犯罪嫌疑人或计划生育物件，你更可以放开手脚。你要是被认为代表着国家，就有很多特权。别人做是犯法，你去做是”立功”。
“八九民运”是中国腐败现象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腐败进入一个新时期。人们从此惊醒，中国早晚要变，在变革的前夕，谁都想趁机大捞一把，尤其是”九二南巡”后，人们更为大胆，黄道黑道一起抓。九十年代初期，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使农民怨声载道，要是那时再来一次学潮，可能不仅是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农民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已有数千万人流血，有上亿的人死亡。”忍”能够避免流血。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形并非改变多少，只是随着”八九民运”的远去，运动、革命的热情已有些减弱。
93年夏，中央政府下令取消37种农业税，还有一些被减或修改。半年多过去，94年1月我到三个专区的好几个县去了解。每到一处，无论是在旅店、在行车途中、在农民家里抑或走在山间小道上，只要提到收税，老百姓牢骚满腹、怒火冲天。在各处，我把《人民日报》上国务院关于减免农业税的通知拿出来，尽管关于这个通知外台有许多报导，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可半年过去了，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通知”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有些农民说这半年没收，有些说有一部分还收，也有人说没什么改变。天高皇帝远，收不收也不一定知道，今天不收也不能保证明天不收。有个小商贩叫我把报纸送给他：”有了这张报纸，那些工商、税务再来乱收，同他们干架都行”。我只有一张，叫他们自己去找，在场的农民以及其他场合的农民说的都差不多，”我们找不到，农民不订报，到乡镇政府他们也不会给我们看”。国务院的通知成了国家机密。农民们向我倾诉他们的委屈，倾诉他们的想法，发泄他们的怒气，他们更希望我能为此做些什么，我能回答他们的是：”我争取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登在报上，引起政府的重视，也许会有一些改变”。这诺言没能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就被投进监狱闷了三年。我以为从那以后农民的处境会有所改变，结果就如前面叙述的故事。
乱压
农民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靠种田种地要富裕很难，农民们想方设法把下一代送出头，让他们到城里去生活，成为非农民。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人离开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这些是农民中的精英，精英被筛选出来，剩下的大部分人还是贫穷落后。他们地位低下，常常就被作为低等公民对待，其人格尊严被随意侵犯。
某乡”桔梗”专案因为买到假种子宣告破产后(农民们受骗时常发生)，乡干部又要搞烤烟专案。政府的宣传激动人心，什么有专项贷款，专用肥料供应，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收益又如何如何等等，然后就口气强硬，不种也得种，否则就把耕地收回。我们一行人有二十多个，现场宣传马上要农民掏沟，栽下去的玉米全部铲掉，农民们听腻了那些宣传，可不敢违抗。那片地中有一家农户，不知道他是怕上当故意逃避还是真的有事外出，下午回来时，被几个乡干部找到，说他故意违抗，拖出来就是一顿拳脚，然后跪在路边听干部训话，那情景与审讯犯人无异，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超生对象，最多不过不想用他的土地栽烟而已，竟然受到这般对待，我有些吃惊，在场的地区、县级工作队员们没有什么反应，以为常吧。我常听到老百姓讲基层干部恶劣的工作作风。这是少有的几次之一，至于派出所、联防队、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作为倒是很平常。
那农民双手被反绑，准备带到乡政府参加法制学习班一个星期，因为那时没有这类学习班，他被带到乡政府后，没人愿去管那麻烦事，天黑尽他被放回家。大多数农民没响应政府的号召，那是件幸运事，因为响应的农户栽烤烟都失败了，只有几家有些传统手艺的人家免遭其难。贷款不到位，”技术人员”对烤烟一窍不通，也很少下村去看，烤烟肥运来了一些，都是农民自己掏钱买，劳力浪费了，钱浪费了，土地也浪费了。政府是想让农民富裕起来，好的想法又往往砸锅。若你是官，别人对待你时不是拍至少也很客气，有些有人甚至恐惧，若你是农民，别人总是以下等人方式对待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人类都会认为这一条公理没错，正如一减一等于0。现代有些中国人很会借帐，从银行里把农业款、扶贫款、无息贷款借数十万数百万，开工厂办企业，有了利润，有些人就还债，有些人却说要扩大规模或假称没利润赖着不还；如果工厂、企业倒闭，数百万元付储东流。能借到那么多钱的人不是有本事就是有些背景，催款时你还要客气一点，并且他还会厚着脸皮说：”要我还你们的钱，你必须再借点给我”，当官的、当老板的欠数百万元，赖着不还，时间稍久也就不了了之，可要是农民欠政府的几十块钱（也许只是政府误以为他欠账），要债的手段令人恐惧，司法机关在强制执行民事裁决时都要比这文明得多。
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任总理期间，在贫困地区搞商品赊销，主要是棉织物品，如棉布、棉絮、棉被、床单、蚊帐之类。人们习惯称为”棉布赊销”。由于基层政府宣传不够，有些是错误的宣传，许多人不认识”赊”字也不知道”赊”字的意思，尤其是少数民族，许多人以为赊销就是救济，那时也未说明哪一年才收那笔钱。有些人按配给的数目领走，有些人则出于对政府一贯做法不信任不敢要，”他们嘴上说不要钱，谁知道哪一天他们又来收”。有一些农户或是基层工作人员觉得物品的质量不算差，他们就占其亲戚朋友或是那些不敢要的农户的名额把物品领走，表上签的名字不是得到物资的人而是配给的农户的姓名。农民们大多是文盲，在签名时也常常请人代签，没有听说某乡某镇要求领物品的人按手印，即使按手印，六、七年后那手印也没用，不可能为了几十上百元去地区、去省公安机关验证那究竟是谁的手印。虽然当时得到其他农户份额的人们并不存心耍赖，可是表上签的名字不是得到物品的人的名字无疑给以后收回赊销款埋下地雷。幸好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先进”，否则乱子更大得不可想像。
92-93年，各地政府开始回收赊销款。有些有钱的又胆小的农户以及配给表上有自己名字的基层工作人员就按期交纳；有一些有交纳能力但拖着不交，”他们不是说过不要钱吗？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收”？”看看再说，别人交我也交，别人不交我也不交”；有些人确实太穷，能拖一天算一天；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去要过那赊销棉布，却有通知要他们去交钱，谁愿意交呢？于是政府组成讨债工作队开始强制讨债，各种各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随之发生。
讨债工作队一到，有钱的人看到那种气势立即交钱，没有钱的人到处去借，他们早知道要交钱，可穷人借钱不容易，穷亲戚们也不一定有钱借，他们也要交，火浇眉毛才知道着急。有些人借不到钱，有些人确实无能为力，牛也没有，猪也没喂，请求宽限几日再想办法，有些干部灵活一点：”允许你下一场交，连罚款一起交”，有些是：”公事公办”。要是债主是个人、是农民，他们会原谅，不会因几十百把块钱逼你卖牛卖马，政府不一样，你不卖他帮你卖，拉鸡拉鸭有之，拉狗拉猪有之，拉牛拉马也有，当场折价或是拉到乡镇政府折价卖给其他农户。有些人东凑西借，到买主家把耕牛赎回，农民们同病相怜，至多要你开那几天的草料费，要是没有钱去赎或不知道买主，那耕牛就没了，不知好多年后才买得起。计划生育工作队收”超生款”时，今天 收不到明天可以再来收，并且收的款常常又没有固定的数额，他们不是拉牛拉马拉猪拉鸡就是搞破坏，讨债工作队要的帐有期限，在那期限内必须完成，所以除了拉牛拉马外他们还会到楼上去舀箩筐里的谷子玉米，到房前屋后去找枋子木料，或到自留地里去砍树。乡镇干部、联防队等组成的讨债工作队与农民之间有一些是相互间都认识的。人究竟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也许这些区分本是无稽之谈，我们怎么能把全世界50亿人分一部分为善人，分一部分为恶人或是10亿人属A血型性格，10亿人属0血型性格。这样的解释也许较容易被接受，即社会角色决定其行为(当然不排除人之个性)。谁干得愈歹毒，完成任务愈快，就说明愈有能力，提升就愈有希望，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许多变成了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不择手段。
原来本就没有领赊销棉布的农户当然不愿交钱，讨债工作队可不管那么多，有证人证言都不顶用，这种时候原去冒领的人也许已经忘掉，也许不敢或不愿出来承认。有些人无可奈何只有交纳那冤枉钱，有些没钱或不愿交，于是会因阻碍公务而受些皮肉之苦。要是有些干部不很积极，”我们回去查一下”，一是查不出来，二是他根本就不去查，下一次来时除了表上的数额，你还要交误工费、抵抗费等等。石头会从天上掉下来，自认倒毒。有一老奶独自在家，讨债队要账，她说她家没有得那棉布赊稍，邻居们也来证明，但被工作队一吼，大家都不敢讲话。工作队去抓鸡，老奶不许，工作队于是就强制把老奶驾到乡政府作人质。媳妇回来后哭天抢地，邻居们说她家名字后面是50元，她跑去亲戚家借钱，赶去把婆婆赎回，工作队说：”下一场你还要交50元罚款”，她问都不敢问，也不敢不交。
我原以为没有得到棉布的农户也要交钱只是个别干部工作失误而造成，可是邻近的县也有类似现象发生，更不用说在C县的各个乡镇。94年1月，我到近千里之外的某县扬拱乡去了解农民的一些问题，五、六个村民和我一起闲聊时也说：”我们这地方也有好几家有那样的事情”，”拉牛拉马是常事，有些农户稻田里的谷子还没有成熟，乡政府就先派人去把稻谷割了，怕农户割回家了不给”。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成了敌我关系，这样的情景让人不禁想起日本兵占领中原时抢收谷子的电影电视镜头。这些农民还告诉我：”我们这里还有乡政府把欠赊销款的农户家的老人棺材也抬走”。我不敢相信，以为他们讲的是计划生育工作队，再问一次，他们说：”不是计划生育，是收赊销款”。我倒是没有听说因赊销款而卖儿卖女的，这也许就是二十世纪未的中国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了巨大进步的缘故吧。
越是落后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越让文明世界的人们难以理解。回收赊销款只是在贫困地区发生，前后只有一年时间，它是一次政府掀起的讨债运动，就象83年和96年中国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一样，时间短暂。然而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使人难忘。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政府或执法机关参与，它一定轰轰烈烈。
在中国农村发生的最持久的、最引人注目的、最具争议的、最普遍的、通常情况下人们最不易做出的，并将会载入史册的是–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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