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老的，再过几年，我就七十岁了，奇怪的是：我仍希望我能再活三十年，如果我真的能再活三十年，我仍要压迫我的研究生和我一齐做学问，我相信我们能设计出更好的线路，发展出更好的分散式系统，也能设计出新的算法。
我在民国六十四年回国的，屈指算来，已经是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内，我扮演唯一的角色是老师。很多人同样的工作做了三十年，会感到厌烦，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不仅没有，而且越做越起劲，我常希望上苍能再给我三十年的时间，好让我再做三十年的老师。
我最近常接受访问，几乎每次访问，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李教授，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学生，跟过去的比起来，是大不如前了？”我知道访问者的心意，他希望我将我的学生大骂一顿，说他们全是一批只会玩的小子，成天不用功，课也不上，而我当年年轻时，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热爱追求真理，也成天想报效国家，因此我们这些老头子，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当然也用功得不得了。和今日的懒散青年相比，简直不可比也。
而我每次的回答都令他们大为失望，因为我总是说我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我并无显着的差异，我过去的确比较用功，可是这不是因为我在追求真理，我希望我的成绩好，是因为我当时在准备出国留学，总不能功课成绩太差也。我那时也比较不会玩，这不是因为我不好玩，而是当时我只有一辆老爷脚踏车，在市内骑骑还可以，骑远了，保证会出毛病的。现在的学生好像都有机车，当然到了周末，就不知疯到哪里去了。
很多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不用功，这点我最不能同意，我的学生应该算是太用功了。今年暑假，我本来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的，但我的学生却要求我教他们符号逻辑，这也不怪他们，毕竟我是这方面的伟大专家也，所以别的教授纷纷到夏威夷去度假之时，我却在埔里上课，好在埔里的夏天不太热，我教符号逻辑的教室是一楼的教室，窗外有大树成荫，学生除了听我口沫横飞的讲课以外，还可以听到窗外的鸟声，我要是学生，听到我的精彩讲课，一定会觉得如沐春风也。
至于我呢？我已好久没有教符号逻辑了。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对符号逻辑因此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三十年前，我对符号逻辑已有了些了解，今年夏天，我重作冯妇，发现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符号逻辑，我真该感谢我的学生。
每年暑假，都会有新的硕士向我们报到，我本人不太管这些新到的学生，可是他们的学长会替他们安排研究室的位置，以及领取电脑，除此之外，这些可怜的新生立刻要开始念算法，而且每周都有一次考试，考题由一位有虐待狂的研二学生出，每一位新生都要乖乖地被学长考，大概也敢怒不敢言也。可是，这种作法，的确有用。我们的新生经过暑假以后，就可以开始看论文了，这些论文，都是相当难的。
除了虐待新生以外，我的学生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每个周末，同学们都要轮流上台去报告他们所看过的论文，只要稍有不慎，资深的学长们就会要求他们重来一次。虽然这些同学被学长们找麻烦，一定气得半死，但是我的学生的确是受过严格磨练的。这种严格磨练，对他们的学业极有帮助。
学生必须用功，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的学生即使在周末，也都留在研究室里，很少回家的。如果外出回家，我也会追踪到他，因为他们在报到的那一天，就给了我他们的手机号码，有一位有幸灾乐祸心理的学长，将他们的号码输入了我的手机，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资料也都放在网页上，如果我在家里对他们的研究不满意，哪怕在天涯海角，也可以立刻上网去修改程式。有一次，我的一位宝贝学生在垦丁游玩，被我追踪到了以后，花了好几个小时泡在网咖里改程式，他后来再也不去垦丁了，怕引起惨痛的回忆也。
我有时会出去演讲，每次都央求一位同学开车，一来是因为我懒得找路，二来是回来的时候，一定已经很疲倦了，要再开车会吃不消。每次快回到暨大的时候，那位学生就会用手机通知校内同学，说我们快到了。为什么如此做呢？因为我前门才离开，学生就从后门溜去篮球场打球去了，早一点通风报信，使这些小子来得及洗个澡，等我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正襟危坐在书桌之前做用功状。
学电脑的学生，当然都有电脑，学生们使用电脑，应该是做研究的，可是他们常常在电脑上玩电动游戏，没有料到我正好进来，他正玩得起劲，已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当然不知后方来了个指导教授。我有一次发现那个小子玩的游戏中，有一个角色叫做李家同，在武功那一栏里，填了个“差”。我事后把他骂了一顿，那位同学向我解释，其实只要假以时日，李家同的武功就会好起来了。我弄不清楚他的说法对不对，但我从此痛恨电玩，认为应该加以禁止，以免像我这种老师，在游戏中个个都是武功奇差也。
我知道学生一定要英文好，否则将来竞争力一定不够，但我又认为我不能空讲，所以我每周念一段英文文章给学生听，录音以后的文章放在网站上，学生除了要看英文文章以外，批改时也可以录音批改的过程，所以学生可以事后清清楚楚地看到批改，也听到批改的解释，以及我的叹息声。所有的学生所犯的错，我都记录下来，向同学们解释。
这还不够，我还要求全体同学每周向我报告一次他们所学的英文生字，至少十个生字，有些同学每周所学到的生字，有三十个之多，这些生字都键入一个Excel档案，我每周周末都会去看看他们增加了什么样的生字。
信不信由你，学生毕业以后，依然要写中翻英，依然要交英文生字，有些同学会偷懒，我会打电话去骂。我在静宜大学作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小子在校长室工读，到现在仍然没有逃脱我的魔掌，每一次的中翻英从不缺席，可是他稍微有点混，每一周一定只有十个生字，不多也不少，哪有这么巧。这个小子在一个伟大的日商公司工作，公司会招待他们出国旅游，出国以前他也赶快地把中翻英做好，而且打电话告诉我：“老师，功课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了。”他有一个好朋友，有一天打电话向我问好，也被我抓到做翻译，交生字，这个学生最认真，生字最多，翻译也做得非常好。
我一直严格地要求学生，学生也因此怕我。有一位非常调皮的学生，有一天晚上在宿舍看电视，一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我接受采访的节目，他当场吓得一身冷汗，因为他不太用功，常被我骂，这一周他又未做习题，作贼心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了我，犹如看到了鬼一般。
我的学生毕业以后，依然如此，在电视上看到我，或者是在书店里看到了我的“肖像”，都会心跳加速，他们过去都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骂的情况之中，现在已经毕业了，看到我的影子，仍然以为我会骂他们。
我常常想，好的大学，一定是长幼有序的，我过去在清华时，就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每次上课，学长坐在一边，学弟妹坐在另外一边，学弟妹绝对不会跑去和学长们坐在一起。连吃饭时都是如此，坐在我旁边的永远都是博士班的学生，才进来的硕一学生，连话都不敢多讲。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那些学长们回答问题时，永远精准而正确，学弟们有时根本不知问的是什么东西。
我真正全副精神教书，也是最近的事，过去一直担任行政职务，成天为争取经费而伤脑筋。现在无官一身轻，终于享受到纯教书的乐趣。我不做校长，就没有司机，幸好有一位电机系教授与我同行，一路上我向他学了不少通讯的课，后来暨大通讯所所长也参加共同开车，两位通讯专家本来以为我程度太差，常常讲些行话来唬我。没有想到我虽已快是七十老翁，学起来却快得很，他们只好倾囊相授。对我来讲，听他们授课，真是一大福气也。
教了通讯，我后来还教类比线路，这就更难了，好在我的同事们都肯教我，电机系有一位傻小子，叫做赖育瑄者，被我缠住了不放。赖育瑄成天被我打电话去骚扰，丝毫不以为意，因为他发现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在美国，我仍会写信去闹他。赖育瑄是个很认命的人，他常说：“逃也逃不掉的，我即使逃到美国去，李教授也会找到我的。”
教新的课程，使我会有宝刀未老的感觉，每个人到了六十岁，就会担心自己已经不行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目前为止看来，我好像还能吸收新的知识。我们做老师的人，平时最大的快乐当然是和年轻人胡扯，除此之外，一直吸收新知识才是我们的一大乐事，每一周，我都会听学生研读论文的心得，通常这永远是我个人最快乐的时刻。听到一个新的观念，那种幸福的感觉是很难想像的。
我除了教研究生以外，还教了一些小学生和国中生，这些比较不幸的孩子，多半都表现得很好，好几位都已经大学毕业，可是也有几位使我牵肠挂肚，每天为他们担忧，因为他们都没有念高中，只有国中毕业，能找到什么工作呢？我常常希望有朝一日，我做了政府大官，一定要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帮助中辍生，使他们长大以后，能够多一点竞争力。
可惜，我不是大官，因此只好眼看我的学生变成了中辍生，虽然我仍愿意教他们英文和数学，却常常找不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对于我教过的研究生，我期望他们在事业上非常地成功，但对于这批中辍生，我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没有变坏，只要他们没有变坏，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总要老的，再过几年，我就七十岁了，奇怪的是：我仍希望我能再活三十年，如果我真的能再活三十年，我仍要压迫我的研究生和我一齐做学问，我相信我们能设计出更好的线路，发展出更好的分散式系统，也能设计出新的算法。我更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成为中辍生，即使他们中辍了，也不要变坏，而且愿意让我这个老头子继续地教他们英文和数学。
我最遗憾的事是我在这过去的这三十年内，一直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那些研究生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他们的前途非常光明，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如此。可是我教的另一批不幸的孩子呢？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