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常常开家庭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为了讨论要去那里玩、到那家餐厅吃饭。当我们最后敲定了餐厅，父亲就说：“由你们负责打电话跟餐厅订位。”
那时我才念小学，弟弟、妹妹们不用说了，年纪更小，但是父亲却坚持由我们去预约订位。于是，我们只好战战兢兢的拿起话筒，告诉对方我们用餐的日期、时间、人数。现在想想，当餐听接到这样的订位电话，会不会觉得是小朋友恶作剧？幸好，他们都蛮相信我们的。
到了餐厅门口，父亲也要我们小孩出面向服务生确认订位。在一般家庭，通常都是父母亲一手包办这些事，但是我的父亲却把我们当成大人，要求我们独立完成一些任务。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让他跟别的父亲很不一样。
在这么多次的家庭会议中，有两次最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父亲说：“爸爸想要换工作，从美国休斯公司换到光启社，虽然薪水会少一半，但是爸爸如果做光启社的工作，会比较开心。你们有什么意见？”
说实在的，还是“小朋友”的我们，对于父亲想要换工作一事，能表示什么意见？不过，父亲还是郑重其事的问我们的看法，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
另一次，是我们第二次举家搬到美国，父亲又要问我们的意见。这一次，我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就有点想法了。
记得第一次搬到美国，其实过得还不错。美国小学的课业本来就比较轻松，加上学校很体贴外国学生，会特地为我们配一个“导师”辅导功课，虽然换了一个求学环境，但是不至于适应不良。
只是，我对美国的小孩印象实在不佳。那几年，美国流行李小龙的“功夫热”，那些美国小孩以为我们中国人个个武艺高超，老是想来跟我们比划比划，甚至还会上门来挑衅，有一次，奶奶实在受不了，抓起扫把，冲出去要修理他们。那些美国小孩看到那来的东方怪婆婆，一脸穷凶恶极，立刻作鸟兽散。
于是，在家庭会议中，我就列举到美国读书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可以练习英语、会有比较多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坏处是会遇到美国小孩找麻烦。
不过，弟弟、妹妹们对于回到美国念书，都还蛮支持，即使我有一点“异议”，最后也投了赞成票。
长大以后，有时候还是会想起，父亲当年召开家庭会议的用意。
父亲真的那么需要我们的意见，他才能做决定吗？其实未必。父亲是个思虑绵密的人，当他举行家庭会议时，一方面是咨询我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用这种方式，告知我们他的决定。他也许心中早有决定，但是保留对话空间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参与这个决定，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事。
这十三年来，因为在台湾卡内基和父亲共事，我发现。他真的非常重视沟通，当他要求员工执行任务时，有三个步骤非常重要。
首先，他会让别人清楚的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而且，他也会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后，他会为对方设下一个目标，作为检视成果的指标。
如果，要让一个家朝着某个目标前进，就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来参与决定的过程，只有当大家都清楚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才能一起完成目标。
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
摘自: 大好书屋出版《黑幼龙慢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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