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母亲躺在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监护抢救室”病床上。在监护抢救室的房牌上，标明着“ICU”字符，即是为危重病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之意。母亲躺在这样特殊的病房里，昏迷着、沉睡着、痛苦着、担忧着。自23日到26日，她的大多数时候，皆是如此。血压仍维持在140～107（最高时达到186～119），呼吸13，心率59。
主治医生刘波硕士告诉我：“她今天好多了！”继而又显出沉重的心情，“但是，现在还早得很。你母亲算是比较好的情况，至少她想吃东西，也吃得进去一点。我们要防止颅内积血增加，防止动手术。这里脑出血的病人死亡率非常高，全国都这样。如果打开脑颅，危险性确实很大。”同为医生的梁勇杰也跟我讲：“治好了的人，是90%以上的瘫痪率，最严重的是成为植物人，身体没法动，也没有人的意识，就是因为做开颅腔手术，那是非常危险的手术。许多人宁愿选择意识清醒地死去，也不愿意成为植物人。”
我详细了解此病，顿时大惊失色。脑出血，就是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出血。其通常的原因，是由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并存导致，病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常见的临床表现是意识不清，鼾声大作，呕吐胃内物，大小便失禁，半身不遂。高血压病人约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发生脑出血，而脑出血的病人有高血压的约占95%。有高血压者应给予降压治疗，症状轻、出血量少者可选择内科保守治疗。另外，应避免再次出血，诸如避免情绪激动。脑出血容易导致身体某些功能障碍，应及早进行康复锻练。
我在学习着如何配合治疗此等重症：每日定时帮助母亲翻身拍背四～六次，每次拍背十分钟左右；鼓励母亲多饮水，以达到清洁尿路的目的；每次母亲小便后，我清洁其阴部，预防交叉感染；给母亲吃低脂、高蛋白、高能量饮食，以及含粗纤维的蔬菜、水果等，并给以足够水分；每二～三小时翻身一次，床铺经常保持干燥清洁，定时拿温水擦身；每日做四肢向心性按摩，每次10～15分钟，促进静脉血回流……。
医院下达过两份要求：查尿，查大便。尿是经常有的，母亲一天解小手十次以上；但大便却没有，因为没有吃进去多少东西。24日下午，母亲第一次要喝水，刚喝下五六瓢，马上呕吐，全是白泡子。24日晚上，母亲第一次要喝稀饭，刚喝下五六瓢，也是马上呕吐。每次咳嗽或呕吐，都带有痰——这痰是必须彻底吐出的，否则易于窒息而亡。25日上午，再喂稀饭，母亲终于吃下去十来瓢，而且丝毫未吐。25日下午，母亲第一次要吃水果，梨子吃进去一小块，葡萄吃了六颗，让我喜出望外。26日早晨，母亲终于胃口大开，吃下大半碗稀饭。值班医生说：“香蕉通便，如果胃口好，就鼓励多吃，对康复绝对有益。”
为解决母亲的忧郁、沮丧、烦躁、易怒、悲观、失望等情绪，我从网上下载诸多MP3文件，大部分是母亲此前最喜欢的柔和民乐，以及一些宗教类、信仰类的音乐，让其宁静。母亲的意识无疑是非常清醒的，她还在关心着诸如此类的事情：家里的猪、鸡、鸭谁在喂？梁永江（八舅的孩子，一岁多）谁在抚带？这张棕单多少钱一张？你吃过饭没有？我住院已经花了多少钱？她甚至能够记起家中厨房的门背后有一袋常备药，其中有一种可以治疗瘀血，是复方丹参片。她说：“还有半瓶，你帮我拿过来，可以止痛。”我有意试探她：“你还记得丹参片是在哪里产的吗？”没想到，她居然可以明白无误地脱口而出：“广州白云山中药厂。”
母亲是吃药的老手。自我记事起，她从来就没有断过药。在这几天的住院生活里，母亲那种头痛得无法忍受的印象，连喊声也只能凑在耳边去倾听的模样，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亦曾长期这样痛苦过。她老说：“太阳筋痛得很！”总是一次次地在枕头上呼叫，并总能听见太阳穴附近肌肉撞击枕头的“咚、咚、咚”的声音。基于贫穷的缘故，母亲一直在吃“头痛粉”（含咖啡因，类似海洛因），一包“头痛粉”一毛钱，后来的量更是越加越大，一次连吃十包！直到我开始工作，直到我有了稿酬，母亲才戒掉了“头痛粉”这种副作用极大的药物。
她实在是太劳累、太辛苦、太沉重了，不管是体力负担还是脑力负担，自身体到精神，母亲的一生总是承受着非常人所能承受的负荷——而这一次，便是母亲彻底垮掉崩溃的一次，是所有负荷超限后的危机总爆发。2005年母亲住院，仅仅是在前两天时间，母亲就有明显好转，此后住院十余天，基本康复了肾、胃、心的病症。然而，2007年母亲的此次住院，却是如此凶险，至今四天住院，情况进展极其缓慢，毕竟这是脑血管破裂，而非一般的内脏问题。
梁勇杰说：“人的脑颅，就是一个封闭的腔。血管破裂后，血液进入颅内这个封闭的腔里，对脑神经构成非常大的压迫力。这样，就容易导致肢体不灵、意识模糊、眼睛失明等情况。要减小这个压力，就必须让瘀血化解，让血管愈合。如果你们能够更早地发现这个问题，那么脑出血的流量就没有那么大，控制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不过，你们发现得也不算太晚，毕竟还没有到动手术的程度。而且现在看来，你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有好转的迹象。”
我又跑祛病房，剥出一个香蕉。母亲两眼放光，不大一会儿工夫，一个香蕉居然就被她吃没了。她说：“口干。”于是，我又拿来一碗稀饭，简直是神奇——整碗稀饭，一粒不剩地全部吃下。这当中，她能够多喝下一瓢，我就多振奋一次。
一位基督教的朋友（残疾游医）前来。他说：“就算治好，也不能达到与正常人无异的程度。那毕竟是脑出血，不是心出血、肺出血，是可以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的重病。中国大多数脑出血，不是死亡，就是瘫痪。即使有暂时好转的，复发率也非常高。因为得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是劳累过度的人，体力消耗、精神消耗都已远远超过正常人的承受极限。好不容易康复之后，许多人又重新投入繁重的劳动，一投入就复发。很多人第一次医治可能出现康复奇迹，但是一旦复发，死亡率就大得无法形容，很多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朋友的这些话，让我想起著名诗人兼诗评家杨春光之死。杨春光，1956年出生，只活了49岁，其具体死亡原因，就是脑出血复发。我曾几次采访杨春光及其家人，他的第一次脑出血治疗，是这样的情况：“上午，我（蔡东梅）和杨春光在盘锦二院进行西医治疗，下午我们到离这里走20分钟左右的针灸按摩医院进行中医治疗。”这当，又涉及到在沈阳医科大学做“脑血流”和治脂肪瘤，在盘锦十三局治脑血栓。能够治愈已是奇迹，然而杨春光随后又投于极其紧张的诗歌写作与整理工作之中，“郑贻春案”的爆发更是对他威胁甚大，杨春光写下《诗人的反击》一文，然后再次脑出血，并突然死亡。由此可见此病之凶险，乃呈急速上升的破坏力趋势，几乎是一瞬间或数分钟之内就能让人丧命。
此时的母亲，已喝下一包热的核桃花生奶。此前，她因吃下冷梨而呕吐，说：“冷的，胸口痛。”其血压也因这呕吐，升高到158～110。在呕吐后，她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太劳甩（添麻烦之意）人了！”听得我心中甚为酸楚。
电梯下楼的时候，见一位约末70岁的老太太被她的女儿扶着。老太太把脸偏向一边：“我不医！你说啥子我都不医！”她的女儿很生气：“你回去干啥子嘛？那些庄稼、畜牲难道就能被人偷去吗？你看你，头都晕成那个样子了，还拖！我可要出去打工了，这次你不医，到时候死了都没有人管！”老太太仍然置之不理，也不作声，与女儿僵持良久。快到底楼时，她的女儿终于忍不住了：“钱真的比命还要重要吗？都21世纪了，你的思想还这么保守！”老太太一步猛力跨出，头也不回地说：“我还要回去喂猪，你出去好好挣钱，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这就对得起我了。”多少母亲正是如此！这样的母亲，便是我们的母亲。
在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我已目睹患脑出血的66岁老太太，居然治疗三天就顺利出院。患脑出血的78岁老爷爷，已治疗八天，居然只有些许好转，他的老伴连续三天三夜不合眼地照顾他，结果连自己也躺下了。医生说：“这个老太婆心脏不好，而且还有肺气肿。”在神经内科护士台的墙上，悬挂着开县人吴晓东（肾病并发颅内高压症患者）及其家属赠送给主治医生刘波的牌匾，称其为“神医”，是“创造奇迹”的医师。真让人滋味百转，总感觉这边是悬崖，那边是峡谷，但毕竟还有希望所在——这中间的一条羊肠小道，便是奇迹。
记得23日那晚，当时我提着饭菜走在回医院的路上。那真是可怕的一晚，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地上没有亲人和朋友，就在那段路上，我一个人行走着，脚步沉重，胸中压抑，内心痛苦而无奈。那是我感到极其孤独和极其恐惧的一刻，真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应该向谁表达这种孤独与恐惧。我只能哭，撕心裂肺地痛哭，想把积压于心的一切都哭出来，全部释放。泪花一点点地变成泪水，泪水一道道地打湿衣襟，声音也由最初的沉闷和颤抖变成号淘大哭、震天动地。路人奇怪地看着一个蛮酷、蛮冷却悲伤得令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提着一摇一晃的盒饭，连走路也丧失了方向，而且面目泪流。这个人，便是当时的我。
我终于在简直无法承受和面对的一刻，拨出了我的第一个电话——打给身在重庆市江北区的四叔。电话那边，只能听到我在这里长达30多秒的痛哭声，几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总是“呜，呜，呜……”。最后，四叔说：“24年了，我没见你哭过，更没见你这样哭过。别哭了，你这样，我也很心痛。你的哭泣，我懂。这样吧，银波，星期天我上来一趟。你要坚强一点，要见事行事。就算是天大的事，天崩地裂了，也要你去撑，你去拼，你去干！”四叔带着哽咽的语气，如是说。
看看钟表，时间又过去了许多。此前五分钟，母亲又呕吐了，整整半盅的呕吐物。她说：“胃凉。”呕吐不久，便又若无其事般，沉睡了。此前半小时，母亲一直喊“头痛”，吃下“罗通定片”也不顶用，只好让护士来打止痛针。医生告诉我：“这种针药，不宜多打，是镇静剂。”
天天都是各种各样的医药溶液，第一天总额807元（另有638元其它费用，包括出诊费、车费、挂号费、诊疗费、CT费），第二天总额984元，第三天总额792元，第四天总额854元。我将每日清单拿给梁勇杰看，他说：“有的药普通医院是极少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你不要担心药贵，市二院毕竟是省级医院，技术、设备、药物、人才都要相对好许多。我们本地的同行，有许多人排斥市二院，其实都是因为市二院的业务太多，生意太浓，对本区的医疗行业构成了太强的竞争力。实事求是地说，市二院的确是个正确的选择。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在市二院只能报销20%，在永川区人民医院可以报销35%，但是从病情本身来看，你必须选择技术优良的医院来做。至于朱沱镇的卫生院住院部，除了可以做心电图之外，其它的更高技术根本不存在，虽然它可以报销60%。”
母亲无法更详细地回忆出家中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证”究竟放于何处，我和父亲没放过任何犄角旮旯，找了整整一天，统统没有。没办法，我让村委会主任罗太如开具证明，让父亲拿着证明到镇医疗合作办公室补办此证。不料父亲赶到时，相关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我让父亲去找朋友周守才，周守才速与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很快补办了此证。拿着此证，即可做合作医疗保险登记。我的更多奔波，其实更在于筹集医疗费，虽然仍然困难重重，但必须如此坚持着。这个病情实在太凶险、太恐怖、太骇人，最不能断的就是药。我相信，经过持续的努力，总会有奇迹产生，虽然此后也许是长期的、更大的、棘手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普通人都会这样去做。
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慌慌张张地写下这些笔记，希望这样的记录能为日后所铭记，希望关心母亲的亲人、朋友能够及时掌握情况。我只有一个母亲，一个生我、养我、爱我，并默默支持我、鼓励我、推动我的了不起的母亲，我的世界需要她，我的生命需要她，我的征程需要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叫梁如成的女人，乃是我一生的信仰，一生的支柱，一生的恩宠，一生的尊崇。
回头看看此时的母亲，她仍然深深沉睡，血压145～106，呼吸14，心率55。
2007年10月26日 夜23时50分
于住院楼第15楼神经内科“监护抢救室”
在昏昏沉沉、浑浑噩噩、惶惶恐恐之中 急速草笔
(简介：杨银波，独立作家，原籍中国重庆，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员。)
(http://www.dajiyuan.com)
2002年12月，广东。左起：杨庆华、 杨银波、梁如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