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娜的爸爸辽尼亚开着灰色的崭新的大型荷顿带着我去接她下学。这辆车是刚买的，我们原来那辆绿色的相同款式的荷顿在一次不幸的撞车中报销了。
撞车事件给我带来的后遗症是使我成为惊弓之鸟，真可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那天早上，天空灰濛濛的，晰淅沥沥下着不大不小的雨，路面很滑，我们驶到渔夫街丁字路口向右拐时，一辆离得并不近的白色旧车笔直向我们冲来，我坐在司机座后面的位置上，随着一声巨响，我的腰被重创，眼镜不翼而飞，碎玻璃像雨样落下，我座位旁的那扇门被撞成大坑，像陨石砸在地面上，司机座与旁边座位挤在一起，——救火车，警车，救护车呼啸而来，我昏昏沉沉被送进医院。
辽尼亚跟朋友借了辆车把我从医院接出来第一句话是“到车行看车去。”辽尼亚还要买同款同型的荷顿，他身材高大，坐在大车里舒服，许多人说要不是荷顿的大梁结实，那么个撞法我恐怕就没命了，荷顿像坦克一样，本身是个保险。而我一眼看上现在开的这辆灰车，是想到莲娜坐在车里像个公主一样。莲娜却说“样式老土，难看极了。”
我坐在辽尼亚身后，盘算着怎样告诉她韩国名牌产品招聘形象小姐一事，这总算渐时分神，不然我会一路盯着辽尼亚开车，头脑紧张手心出汗。
像惯常一般，我们的车停在一条幽静的小胡同里。许多接孩子的车已先我们而到。我们在离胡同口很远的地方才找到泊车位。
我打开车门，走出汽车，沿着草坪中间的滚石小经向胡同口走去，柠檬树的枝桠伸出矮墙，我伸手折下一片叶子，放到鼻前，我喜欢嗅柠檬叶子的芳香。
下课铃响了，穿着整齐划一校服的男女学生蜂涌出校门，我可以远远地辨认出莲娜，从头发的样式，从走路的姿式，从书包的颜色，只要她露出某一部分，我就能断定是她。
莲娜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身材修长，长发过腰，有个女孩子说她走路像水一样地流动，不疾不徐。这也许和她从小就练游泳和高尔夫球有关，高尔夫球教练是韩国人，长得像日本影星高仓健，先生教莲娜打球时，太太在一旁帮着捡球，插杆。
“丫丫!”我喊着她的小名向她迎去，“行了，妈。”她不露声色地制止我，她总觉得我这样子很傻怕被同学看见笑话，“你怎么又出来了？”她问，“我不是让你待在汽车里别出来吗？”
我和她并排坐好，辽尼亚发动引擎，“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这是我惯常问的第一句话。“还行”。她这样回答就是一般，有时回答：“好”“挻好的。”表示她过得很愉快。“今天有个外国小孩夸我长得好看，说亚洲人长得像你这样真好看。”
“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你没告诉她你有八分之一的德国血统，八分之一的格鲁吉亚血统。”
“没有。我记不住，我不是有苏联血统吗？”
“格鲁吉亚原来属于苏联，现在独立了。”
“别说了，太麻烦了。”
辽尼亚是来自新疆塔城的混血儿，他的外祖母是德国人，外祖父是格鲁亚人，他的父亲是中国山东人。
莲娜说她不愿意是混血儿，她愿意是中国人。
“妈妈今天看见一则广告。”我把从“大纪元时报”剪下的广告递给她。她基本流利地念出来。
她曾经问过我：“你知道我在学校的外号吗？”我说不知道，“你猜猜。”我说猜不着。“同学叫我ABC。”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Australia born Chinese 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缩写。”
“可是你的中国话说得比许多出生在中国的人还好。”
这点足以让莲娜引以为自豪，二零零一年，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无论在餐馆、公园、医院莲娜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让谁都不会想到她是澳洲出生长大的孩子。临回澳大利亚，在北京机场，莲娜哭得两眼通红，舍不得离去。两个边防战士说：“可不是嘛，长这么大了，让她离开祖国，哪舍得啊。”那年莲娜九岁。
她的这口标准国语是我有目的有计划精心培养出来的。生莲娜时我已经四十四岁，掌握好英语已非易事，担心她长大听不懂我说话，无法交流，我二十四小时搂着她，跟她说中国话，我喂她五年母乳，喂奶时，我看中国电视连续剧，让她在怀里听，日复一日，她的中国话说得跟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一样好了。
卡市公立小学为华裔儿童设中文课，她的中文老师姓陈，是位从台湾来的女士，教他们些中国文化，其中包括简单中国字的写法。莲娜每次中文演讲比赛都得第一名，她有三枚金光闪闪的奖牌。
我没让她进校外中文班，我在家只跟她说中文，从没教她写，我发现她认识不少中文字。问她怎么认得的？“跟你看电视连续剧下面的中文字幕学的。”
“大纪元时报”的广告要求形象小姐要会流利的中文莲娜绝对是够条件的。
“这韩国知名品牌产品是什么啊？”莲娜扭过脸问我，“我不知道，可能是化妆品，衣服之类的。”
“我希望是服装。我最爱配衣裳。”
“化妆品你也不陌生，你每天不都在抹韩国出的面霜吗。”
“这么说你是愿意去应聘啦？”我试探一句。
“打个电话问问再说吧。”
回到家里莲娜连坐都没坐，按广告上的联络方法拨电话，“妈妈，是韩国人，韩国人，我从他们说英语的调儿能听出来。”莲娜边听电话边把脸拧向旁边悄声说。我站在旁边敛声屏息，莲娜用笔记下了面试的地址。
“妈妈，他说今晚七点钟去可不可以。”我伸头一看，地址是悉尼北部某处，现在已经四点了，“不行。”我很干脆。
“妈妈，你跟他说。”莲娜把电话递给我，“我的女儿非常热爱韩国文化，她想应聘，可是抱歉今晚不能去。”
“星期三晚七点吧，你可以一起来。”今天是星期一。
听声音是个中年男子，莲娜有些焦急地说：“他说越早越好，因为应聘的人很多。”
“到底是什么韩国名牌产品？”
“我没问，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亦表示同意。
悉尼的北部和东部传统上认为是富人区。像世界各地一样。如二十年前我住的北京，传统上的说法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我的经验是富人穷人到处都有，只是占的比例多少的问题。
车士活是北区著名的城镇，我和莲娜下午五点钟乘火车从卡市出发，在中央火车站倒一下车，六点半钟顺利到达车士活，火车站在大兴土木，有些乱糟糟的。面试地点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座建筑物里，底层楼是几家商店，一层楼是餐馆和房地产公司，从底层可以尽览一楼全景，我和莲娜沿着旋转型的楼梯上去，沿着一楼走了一圈，不禁发呆，没有12A。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然去问问吧。”我推开房地产公司的门，从挂满推销与出租房屋图片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几个穿着西装领带的男人正在谈话。
“先生，请问这座楼里有12A这个号吗？”我问。
“从电梯上去，在二楼。”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人指着外面说。
原来还有一层。
还有盼头。
我最不喜欢乘电梯，总感到电梯不如楼梯来得安全可靠，几年前，辽尼亚与他建筑工地的伙伴乘坐电梯，中途电梯发生故障，他们在电梯中被困三个钟头，那滋味可不好受。
上二楼唯有乘电梯，没第二条路可走，我们从墙边不起眼的电梯上去，被眼前的景像惊傻了，窄窄的走廊，紧销的门窗，幽暗的灯光悄然无声，没有任何人的踪迹。我们想赶快缩回电梯，电梯门紧紧关上，已经来不及了。
我和莲娜蹑手蹑脚向前蹭，摸到一个门，借着微弱的光线，我们看到门上黑色金属标着12A的字样。
二楼每个房间不是律师办公室就是会计办公室，招聘的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们他是会计师，12A是他的办公室，他的名字叫韩好。
“咱们回家吧，这地方怪渗的。”我建议。
“让咱们七点钟来，怎么没有啊。”
“现在还没到七点呢，还差二十分钟，下去等吧。”莲娜不肯轻易放弃。
本来是让辽尼亚跟我们一起来，他说太远太累，怕受过伤的腰吃不消。晚上行动还是有个男人跟着好。
来到街上，旁边有家皮鞋店，莲娜说进去逛逛。逛商店是莲娜的爱好之一，她是商品社会长大的孩子，也怪我从小用儿童车推着她，天天在卡市逛，没有一家礼品店衣服店老板不认识我们。
如果是白天，我们绝对不需要辽尼亚在身边。当他看见我们拎着大包小包从商店走出来，他顿时理直气壮有了发言权：“买的都是垃圾，家里都堆不下了，过几天就要往车库里送。车库里都堆成山了，送人都没人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莲娜从不示弱：“又不是花你的钱，花的是妈妈的钱。”
像莲娜能从亚洲人里找出韩国人一样，我能从亚洲人里一眼认出谁是从大陆出的同胞。四方大脸，留着平头，衣着朴素，高个子的鞋店老板一看就是个大陆人。
“您是从大陆出的吧？”我用国语单刀直入。
“看得出来啊。”他微笑着，标准的北京话。
我简单明了地告诉他我们到此地来应聘与我们的疑虑。
“能在这地方开办公楼的一般都没问题。”他说：“坐坐吧。”热情里是令人感动的乡情。
“不坐了，您没关门啦，谢谢您。”
我还着莲娜重新回到街上，坐在街心花园的椅子上。有人进办公楼我们可以看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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