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陶静慈综合报导）历史的今天，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己巳）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1岁。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高祖次子，母亲为太穆顺圣窦皇后。太宗出生时，有二龙在门前嬉戏，三天后才离去。太宗4岁时，一位相面先生谒见高祖李渊说：“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当见李世民时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怕便想杀了他，但那人却突然不见了，遍寻不获后，便为儿子取名李世民。
唐太宗在位的23年中，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空前的盛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国来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国家。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他的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宽容大度 任人唯贤
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
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著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
他能既往不咎，在即位之初，新的中枢决策班子里除了唐太宗原来的属下，还包括太子李建成原来的人。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认太宗为敌人。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贞观名臣魏徵便是其中之一。太宗曾质问魏徵：“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徵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并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后又让他行宰相职权。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徵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并增加科学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亲自选派刺史，为了选择好的刺史，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写在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根据各方资讯及时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
虚怀纳谏 从善如流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而朝中又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
关于魏徵直谏的故事颇多，这里仅举一例。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刚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圭和魏徵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而当时唐制的规定，是要到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军的。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徵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
太宗大怒，召来魏徵，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魏徵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魏徵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多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徵赏赐了金瓮一口。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一次，在民间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有一天，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注重法制 珍惜生命
唐时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后，他对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规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在各州要三复奏。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当时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至诚治世 官吏自廉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徵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像样的正屋。
而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却并非用了残酷的刑罚。唐太宗处分受贿官吏的方法颇为独到。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的赠绢，事情败露，在朝廷上，唐太宗却赏赐他几十匹绢。许多大臣不解，以为是在助长贪欲。唐太宗却说：“如果他尚有廉耻，我赐他绢，那耻辱比受刑还要难受。如果他不知羞愧，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也无益。”果然，长孙顺德万分羞愧，众臣也深有感触。
在重用和尊敬功臣的同时，唐太宗还非常注意对他们的统辖，决不允许他们居功自傲。尉迟敬德为李氏江山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但他经常盛气凌人，骄纵无比。一次酒宴之上，尉迟敬德竟然殴打任城王李道宗。见敬德如此放肆，李世民十分不悦。他对敬德说：“朕要与你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官自傲。你可知汉朝韩信、彭越为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刘邦的过错。”敬德这才害怕，从此大有收敛。
唐太宗也非常注意自己要行得端，做得正。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到，“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鲠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薄赋尚俭 体恤百姓
唐太宗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不滥用民力、注意予民休息。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农事，曾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他还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文武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他还曾前后放出宫女多达三千余人。他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这样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
太宗对左右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于割下自己的肉填饱肚子，吃饱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国家也灭亡了。所以，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我常常这样想，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寓兵于农 救灾恤贫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濬河渠。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
他恢复了“均田制”，18岁以上的男子分田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保证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唐太宗推行“府兵制”。府兵从民户中征集，21岁应征，60岁免役。平时务农，农闲时集中训练，服役时要自备兵器资粮，分批轮流守护京城或边境。一旦有战争爆发，由朝廷下令征集，交给大将统率。战争结束以后，返回各地。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既能保证兵源，又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同时，由于兵将不能长期相守，避免了有野心的将帅拥兵割据。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贞观二年（628年），关内发生旱灾，百姓缺粮，有许多人卖儿卖女以换取衣粮。四月，太宗诏出御府金帛赎回被卖儿童，交还父母，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贞观四年（630年）太宗阅读中医著作《明堂针灸书》后，认为人的五脏都归结在背部。十一月下令，此后审讯犯人，不得鞭击背部。
平定四方 一视同仁
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
唐太宗虽然四处出击，却坚持师出有名。太宗在位的时候，突厥经常进犯唐朝边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进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
唐太宗虽然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进入，当时在长安居住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太宗时已不被视为外国人。
各民族的人到了唐朝后，不但可以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
由是唐帝国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西北各族共尊太宗为“天可汗”。
唐太宗说：“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
四夷来朝 文化广播
由于太宗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广播四方。
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日本仅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像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甚至都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7月10日）五月二十六日，太宗李世民病死于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1岁，他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皇帝之一。二十九日发丧。六月一日（7月15日），高宗即位，将太宗灵柩停殡于太极殿。八月十八日，出殡迁灵柩，葬太宗于昭陵（今陕西礼泉烟霞乡九嵕山）。
（责任编辑：童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