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系列之二

【中国风】由仿而造 中国风在欧洲兴起

作者:柳笛

皇家陶器制品厂Vincennes出品的陶瓷珍品。
(Juliet Zhu/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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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前后世纪的西欧,处处洋溢着东方风情。奢华的府邸装饰着花鸟壁画,漆柜上摆着蓝白色系的青花瓷;金发女子穿着刺绣或印花的长袍,绅士们饶有兴致地品尝陶瓷杯碟中的茶饮。这一切,代表着一个艺术时尚的开端—— 中国风

那时,西方的王室、贵族,无不怀着热忱的心情翘首东望,等待自远东归来的商船。东方神话的积淀与航海贸易的发展,让欧洲人对所有的中国物品深感好奇。特别是那些具有艺术价值的生活用品及装饰物,更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这不仅促进了远东贸易的繁荣,也令欧洲本土的手工业艺人迅速转型。或有意或无意,他们从东方商品中寻找素材,创造出一个个价格相对低廉却具有异国情调的器物,中国风设计应运而生。这股“中国热”,也从王侯贵族走进寻常百姓,让中国元素在欧洲艺术领域风靡两百年之久。

玛丽-安托瓦内特展厅(Cabinet Marie-Antoinette),配以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家具与收藏。(© 2014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GP/Olivier Ouadah)

转型契机 购藏之风与明清海禁

欧洲人自古便有收藏艺术品的嗜好。自文艺复兴的14、15世纪起,极少量的中国瓷器辗转到达欧洲,被人们视如拱璧,供奉在华丽的镶银底座上,成为世袭珍品。而航海贸易时代的到来,种类繁多的中国商品涌入欧洲市场,瞬间点燃了贵族们埋藏于心底的东方热情。一切值钱或不值钱的中式物件,都受到收藏家们的抢购与追捧。

欧洲的上流社会到底有多爱中国产品?以17世纪中期的法国为例,国王路易十三专门设置中国珍玩管理人负责照看他的收藏,王后将一座十二扇的中国漆绘屏风作为财富与品味的象征,宰相黎塞留亦追随王室喜好,为自己大量收藏的瓷器设立一间陈列室。

那么,中国物品在欧洲价值几何?萨克森公国的“强力王”奥古斯都二世,曾用一个团的骑兵,换取普鲁士的12只青花大瓶;一个来自中国的柜子,作为大婚礼物为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女伊莉莎白所有,据说价值1万英镑。

达官显贵的喜好向民间蔓延,形成举国性的大众风尚。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随着对中国物品的不断了解,人们逐渐发掘出它的艺术价值, 培养了独特的审美趣味。收藏家变成了鉴赏家,把中国器具从“深闺”搬出,变成华美的家居装饰品。

然而,除却昂贵的价格,中国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对贸易的限制,让普通百姓拥有一件中国物品,成为难以实现的事情。特别在明清易代之际,广州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几乎废止,使得中国出口的商品数量随之骤减。而在大洋的彼岸,欧洲各阶层依旧对中国商品情有独钟。或许,这便是欧洲人大规模仿制中式物品的初衷了。

藏于普希金博物馆的台夫特瓷器(Shakko/维基百科/CC)

模仿之始 似是而非的瓷器

琳琅满目的中国物品中,瓷器以光洁的质地、含蓄的颜色以及扣之清越的声音最为欧洲人所喜爱,一跃成为贸易之大宗。相应地,中式仿制品也始于瓷器。彼时的欧洲人还不知晓烧制瓷器的秘诀,因而并没有制成真正的瓷器。最早的陶瓷仿品产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即“美第奇(Medici)瓷器”,是一种模仿明朝白底青花纹样的釉陶产品。

尽管在工艺上无法和中国瓷器媲美,美第奇瓷器却从造型、釉色方面几可乱真。由于耗资巨大、试验困难重重, 这种瓷器产量极少,并在17世纪初停产。而在见诸文字的零散记载中,欧洲各地模仿中国器具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法国戏剧《阴阳人之岛》中提到一口别致的橱柜:“用了中式风格来装饰,绘有各种飞禽走兽。”一位叫威廉‧史密斯的工匠在书信中谈到,自己曾受雇于红衣主教与其他贵族,按照“在此地颇有影响的中国风格”打造家具。而英国伯爵亨利‧霍华德的一份财产目录中,那些采用浮雕陶瓷工艺的天鹅绒座椅、床架等家具,也印证了本国仿造中式家具的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奇特甚至有些怪诞的仿制品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只能从博物馆里仅存的50多件美第奇瓷器上,一览早期仿制品的风采。直到17世纪中期,亦即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荷兰台夫特(Delft)的窑厂开始生产蓝白相间、质优量多的中国风釉陶,在欧洲市场大获成功。随后,欧洲各地纷纷效仿,大规模生产这种类似青花瓷的釉陶制品。

台夫特的部分画匠,渐渐摈弃对纯粹模仿中国瓷的做法,转向设计形状怪异的器皿,绘制形象夸张的纹样。因而台夫特陶器出现花砖、花塔、瓶罐等形态,装饰主题也有奇装异服的东方人、蓊郁的花木、变形的神龙瑞兽等不一而足。这是他们基于对中国的认知,自由表达奇思异想的创意结晶。从此,中国风设计正式兴起。

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于1665年所绘的南京瓷塔。(公有领域)

灵感之源 流行于欧洲的中国图样

不独瓷器,举凡可接触到的中国外销商品,其纹样皆是手工业匠人借鉴的素材。比如家具上黑漆描金的图案——山水风光、庭院花鸟、士人仕女、神仙神兽等主题,气韵生动,流光溢彩。再如丝绸制品上的刺绣或手绘,多为禽鸟蜂蝶穿飞于簇簇花枝间的画面,线条细腻,色泽明艳。这些元素移植于西方产品,便为它们披上一层中华外衣,往往产生别具一格的艺术美感。

如果说直接从器物上照搬图案,尚显得有些“偷懒”的话,那么17世纪后期出版的东方游记,应是每位匠人手中更“权威”的设计教材了。那些远赴中国的使臣或传教士,在亲身见闻的基础上发挥浪漫的想像,留下一批宝贵的图文资料。里面的插图,则为中国风设计提供了更丰富的参考样本。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的《中国出使记》 。在书中,这位荷兰旅行家把对中国的印象,浓缩成150幅精美的插图,最负盛名的便是一张描绘南京报恩寺塔的插图。随着这部游记的畅销,通体琉璃的报恩寺塔声名远播,成为中国建筑的代名词。相传,路易十四时代的“特列安农瓷屋”,屋顶与室内采用陶砖贴饰,正是从报恩寺以琉璃装饰建筑面的做法汲取的灵感。

尼霍夫之后,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乃又一力作。这位作者从未到过中国,却通过收集在华耶稣会的资料整理成书。他笔下的插画, 描绘了各阶层的中国人,包括帝王、文臣武将、妇人、僧侣乃至神怪人物,以此介绍中国传统的服饰、建筑及装饰物。其中一幅广为流传的插画《持小鸟的妇人》,女子纤弱轻盈的体态,身后摆放的瓷瓶、国画与写着“窈”的书法,展示了浓郁的中国风韵。

这些精心绘制的图画,勾勒出更为全面、更具梦幻色彩的中国,在吸引无数欧洲读者的同时,也赋予设计师无限的创意。因而中国风装饰品上的图样,都能在这些书中找到原型。

藏于西班牙国立装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风漆柜。(公有领域)

二次发明 瓷器与漆器的工艺解密

从造型与纹饰上学习中国,或许只是仿其形,而对制作工艺的探秘,则真正触及中国工艺与科技的实质。诸如丝绸、壁画、建筑等,只需改变外在的纹饰,便能立即营造出异国氛围;若要仿造珠玉般温润的瓷器、大理石般光滑的漆器,这种欧洲本土从未出现过的产品,欧洲人则走了百余年的探索之路。

早在16世纪,欧洲人梦想着掌握制瓷工艺。马可‧波罗曾认为,陶瓷是土堆历经三四十年的风吹雨打而制成;还有人猜测,胎土中必须加入蛋壳粉或骨灰,甚至要在制成后埋在地下数十年。直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景德镇传教,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高岭土和白墩子土才是瓷器的“骨与肉”。

仅仅知道秘方,如何成功烧制瓷器仍然是个谜。尽管欧洲已经出现了美第奇、台夫特这样的釉陶,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复制真品的实验。1709年,欧洲终于出现第一件硬质瓷器,发明者是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士。他因无法为国王炼出黄金, 逃亡到萨克森公国,遇到当地贵族契尔恩豪斯。此人已为实验制瓷付出10多年的心血,之后,他力邀伯特格尔合作。

两人日以继夜地尝试用各种黏土在各种窑温下烧制,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708年,制出瓷制的红色炻器。次年,真正的硬质瓷器在伯尔格特手中诞生。这一发现一度成为“国家机密”,但最终传遍欧洲各地。很快,欧洲人便能大量生产优质硬瓷。

漆器的探索过程则相对顺利。中国漆器自秦汉时期出现,明清时工艺已相当高超。利玛窦在中国时,便已惊叹于它的艺术与实用性。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家具上漆后,木料“光泽如镜,华彩耀目”,而且只需用湿布擦拭,脏污的漆面便能立即恢复光泽。因而,欧洲人对漆器的制作方法同样抱以浓厚兴趣。

中国漆料原本取自漆树汁液,但欧洲人发现,漆树无法移植于西方,而且原料有毒、不适合在海上长途运输。于是,他们很快找到东南亚出产的虫漆代替。 自16世纪末,欧洲人就能利用虫漆仿制中国漆器。至17世纪末,漆艺成为上流社会的业余爱好之一。1688年,一部《髹漆论丛》出版,指导制漆工艺,并提供中式风格的图样。一时间,欧洲各国相继尝试制漆,方法与配方不尽相同,制成的漆器亦各具千秋。

至此,欧洲研制的瓷器与漆器自成一家,模仿中国装饰风格的艺术体系变得完满,中国风设计也日臻成熟。#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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