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之夜
閉幕後我把手上剩下的紀念禮品一套送給了英格麗‧科維茨，一套送給捷克波譜合唱團（Spektrum），然後跟著世紀全體團員在市政廳旁與兩位特拉格澤合影留念，此時已過了七點，方覺饑腸轆轆，乃循著長巷下施米特巷、石子路、磚塔路，左轉穿過磨坊主草甸，來到城堡磨坊羅馬式旅店（Romantisches Hotel Burg-Muehle）舉行慶功宴。城堡磨坊初建於十三世紀，係利用金濟希河的水力，用以服務蓋爾恩豪森一帶的需要，一九七八年改為旅館和餐廳經營。餐廳裡有一座巨大的水車，宣示著這家店的歷史淵源。大家在這裡盡情暢飲、大快朵頤，薇琪被簇擁著站起來說話，康基祐在一旁搞笑，接著團長洪光浩、代表指揮陳麗芬發言的羅乃維，以及應邀前來支援的青韵合唱團指揮張成璞、團員吳怡安和臺北縣教師合唱團的吳俊昌，皆一一上臺致詞並接受大家的致謝。每一個合唱團音樂演出的靈魂人物，就是指揮，陳麗芬教授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對於合唱音樂有理想與堅持，但她同時也接受人存在客觀條件限制的現實，而願意在這一基礎上去創造無限可能。世紀是一個業餘合唱團，每年至少兩場大型演出，團員的負擔不能說不重，所幸每位團員皆具有相當的合唱音樂修養、對於合唱音樂的高度熱忱與責任感，又有個性敦厚的指揮的鼓舞以及懷抱相當的耐心雕塑大家的聲音，欣賞每一次大家緩慢的進步成長，因此世紀才能走過二十幾年的歲月。郭英調醫師喝得微醺，他則主動站出來說話。他在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總醫院的工作非常忙碌，原本有機會到拉丁美洲公費開會兼旅遊去，但他心一橫，寧可自費來德國比賽。我的情形跟他類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原本也邀請我到該會在甘肅省敦煌舉辦的研討會發表論文，提供全程旅費，但我也寧願自費來德國。郭英調說他常對他在榮總主持的工作團隊，以合唱為例，說明團隊工作的精神，在於：「少你一個人不行，但你的聲音在團體裡永遠聽不見」，合唱中如果還有明顯而可辨認的個人聲音，那反而是合唱的敗筆，團隊工作往往會湮沒個人的表現，領導者的角色之一，則是塑造一種讓每個人都覺得他的每一分貢獻都很重要的組織文化。我從事合唱連續快二十五年了，早年覺得團員人很多，演出時不差自己一人，現在則越來越覺得少了自己，男低音部就更難支撐起整團聲部平衡的任務了。
飯後大家沿原路回到舊城區，我們走到上市場，到處是對蓋爾恩豪森感到離情依依的人們。戴立凱敦的團員在噴泉旁唱歌同樂，我們一些團員也進去和他們尬歌，我們唱了一段奧地利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感恩之日〉（Des Tages Weihe），謝謝他們，也把群星和歌聲綴成的花環永遠獻掛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創團十年，團員們憑著傻勁、毅力和日耳曼民族性格的精準規劃，完成這一個國際盛事，著實不易，每個人剛卸下仔肩，壓力瞬時解除，情緒都變得易感，許多人都流下淚來。
做自己
洪光浩再約我和周世文、吳俊昌以及張薇薇到迪奴姆酒館坐坐，喝啤酒、葡萄酒和苦母茶，他的精神一鬆懈，竟然醉倒在桌面，而後又睡倒在洗手間。我們在酒館打烊後迎著夜風走回格里美豪森旅店，因張薇薇的火車凌晨四點才發車，周世文、吳俊昌和她再到我居停小歇，不久周和吳都累得回房去睡。我和張薇薇又聊了一陣子，她問我臺灣北社是什麼樣的社團，我告訴她是主張臺灣獨立的，她聽了有點驚訝有點沮喪，她擔心政治給她添來麻煩。我跟她說，不要擔心，我是自由主義者，不是臺灣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主張人格自主、思想自由和程序正義，國家只能是自由人的共同體。我說臺灣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她母校北京大學的傳承，北平圍城之際，中華民國在傅斯年規劃下展開〈搶救學人計劃〉，用軍機把平津重要學人載送到臺灣，北大人像胡適、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對臺灣的影響都很深，這一點連戰和李敖在北大的演講都隱晦地提到了，而臺獨教父彭明敏當年到法國留學的費用，正就是胡適給的。她問我對李敖的看法，我說我大學一年級那年的五月四日把《胡適語粹》裡談五四運動的段落剪輯整理印給班上同學，曾受到訓導處的關切，那一本編者不詳的《胡適語粹》，就是李敖匿名編的。李敖感嘆臺灣太小，我能體會，中國畢竟是世界五強，中國知識界的任何動態，都可能會對世界造成影響，李敖也許是為了擴大他對中國的影響力，或者多賣一點書，不願直接批評中國共產黨。張薇薇又問我到底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什麼意思？我說別給有心人惡意扭曲了，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一文裡講的容忍就是寬容（Tolerance），自由必須建立在對於異議的寬容之上，也就是海德堡大學前輩法學家賴特布魯（Gustav Radbruch, 1878-1949）所倡導的價值相對主義之上，當存在等價的各種選項時，自由的選擇才有其可能和有其意義，而胡適可沒說過「可以為了國家得著完全自由，而要個人犧牲自由」，他絕不同意把容忍解釋成接受專制。我看張薇薇實在是一個完美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為了給自己的人生和思考尋找一個解釋，她到了德國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深造。她有自己的主張、想法和嚮往，但卻難以完全擺脫環境條件的羈絆，而為此受到困擾，因此她皈依天主教，希望信靠神的幫助能給予力量與支持。她說，當她承認最完美的形象只存在於神國，她始可以相信，在人國中找不到完美。
凌晨三點半，在冷冽的蓋爾恩豪森路上，我陪著瘦小的她一路快步趕火車，在月臺與她送別。我叮嚀她把《正義的源泉》趕快譯完，我可以幫她寫推薦函到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學院做博士後研究，並且和吳經熊的家人相約，一起在臺灣開新書發表會，當然，如果有機會，希望她能在臺北欣賞到我們世紀完整的音樂會演出。
送走了張薇薇，我在磚塔路上找到一家網咖，歐洲咖啡店（Café Euro），老板看到我，劈頭就問，「你是臺灣人嗎？」原來他也去了《歐洲之心》音樂比賽現場，我們是唯一的亞洲隊伍，小鎮一下子出現這麼多的黃種人，他們一般人的直覺，這大概就是臺灣人了。在裡頭匆匆寫了新聞稿，就把有關我們得獎喜訊的電子郵件於彈指之間傳回臺灣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