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之夜
闭幕后我把手上剩下的纪念礼品一套送给了英格丽‧科维茨，一套送给捷克波谱合唱团（Spektrum），然后跟着世纪全体团员在市政厅旁与两位特拉格泽合影留念，此时已过了七点，方觉饥肠辘辘，乃循着长巷下施米特巷、石子路、砖塔路，左转穿过磨坊主草甸，来到城堡磨坊罗马式旅店（Romantisches Hotel Burg-Muehle）举行庆功宴。城堡磨坊初建于十三世纪，系利用金济希河的水力，用以服务盖尔恩豪森一带的需要，一九七八年改为旅馆和餐厅经营。餐厅里有一座巨大的水车，宣示着这家店的历史渊源。大家在这里尽情畅饮、大快朵颐，薇琪被簇拥着站起来说话，康基祐在一旁搞笑，接着团长洪光浩、代表指挥陈丽芬发言的罗乃维，以及应邀前来支援的青韵合唱团指挥张成璞、团员吴怡安和台北县教师合唱团的吴俊昌，皆一一上台致词并接受大家的致谢。每一个合唱团音乐演出的灵魂人物，就是指挥，陈丽芬教授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对于合唱音乐有理想与坚持，但她同时也接受人存在客观条件限制的现实，而愿意在这一基础上去创造无限可能。世纪是一个业余合唱团，每年至少两场大型演出，团员的负担不能说不重，所幸每位团员皆具有相当的合唱音乐修养、对于合唱音乐的高度热忱与责任感，又有个性敦厚的指挥的鼓舞以及怀抱相当的耐心雕塑大家的声音，欣赏每一次大家缓慢的进步成长，因此世纪才能走过二十几年的岁月。郭英调医师喝得微醺，他则主动站出来说话。他在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荣民总医院的工作非常忙碌，原本有机会到拉丁美洲公费开会兼旅游去，但他心一横，宁可自费来德国比赛。我的情形跟他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本也邀请我到该会在甘肃省敦煌举办的研讨会发表论文，提供全程旅费，但我也宁愿自费来德国。郭英调说他常对他在荣总主持的工作团队，以合唱为例，说明团队工作的精神，在于：“少你一个人不行，但你的声音在团体里永远听不见”，合唱中如果还有明显而可辨认的个人声音，那反而是合唱的败笔，团队工作往往会湮没个人的表现，领导者的角色之一，则是塑造一种让每个人都觉得他的每一分贡献都很重要的组织文化。我从事合唱连续快二十五年了，早年觉得团员人很多，演出时不差自己一人，现在则越来越觉得少了自己，男低音部就更难支撑起整团声部平衡的任务了。
饭后大家沿原路回到旧城区，我们走到上市场，到处是对盖尔恩豪森感到离情依依的人们。戴立凯敦的团员在喷泉旁唱歌同乐，我们一些团员也进去和他们尬歌，我们唱了一段奥地利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感恩之日〉（Des Tages Weihe），谢谢他们，也把群星和歌声缀成的花环永远献挂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创团十年，团员们凭着傻劲、毅力和日耳曼民族性格的精准规划，完成这一个国际盛事，着实不易，每个人刚卸下仔肩，压力瞬时解除，情绪都变得易感，许多人都流下泪来。
做自己
洪光浩再约我和周世文、吴俊昌以及张薇薇到迪奴姆酒馆坐坐，喝啤酒、葡萄酒和苦母茶，他的精神一松懈，竟然醉倒在桌面，而后又睡倒在洗手间。我们在酒馆打烊后迎着夜风走回格里美豪森旅店，因张薇薇的火车凌晨四点才发车，周世文、吴俊昌和她再到我居停小歇，不久周和吴都累得回房去睡。我和张薇薇又聊了一阵子，她问我台湾北社是什么样的社团，我告诉她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她听了有点惊讶有点沮丧，她担心政治给她添来麻烦。我跟她说，不要担心，我是自由主义者，不是台湾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主张人格自主、思想自由和程序正义，国家只能是自由人的共同体。我说台湾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她母校北京大学的传承，北平围城之际，中华民国在傅斯年规划下展开〈抢救学人计划〉，用军机把平津重要学人载送到台湾，北大人像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对台湾的影响都很深，这一点连战和李敖在北大的演讲都隐晦地提到了，而台独教父彭明敏当年到法国留学的费用，正就是胡适给的。她问我对李敖的看法，我说我大学一年级那年的五月四日把《胡适语粹》里谈五四运动的段落剪辑整理印给班上同学，曾受到训导处的关切，那一本编者不详的《胡适语粹》，就是李敖匿名编的。李敖感叹台湾太小，我能体会，中国毕竟是世界五强，中国知识界的任何动态，都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李敖也许是为了扩大他对中国的影响力，或者多卖一点书，不愿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张薇薇又问我到底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什么意思？我说别给有心人恶意扭曲了，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里讲的容忍就是宽容（Tolerance），自由必须建立在对于异议的宽容之上，也就是海德堡大学前辈法学家赖特布鲁（Gustav Radbruch, 1878-1949）所倡导的价值相对主义之上，当存在等价的各种选项时，自由的选择才有其可能和有其意义，而胡适可没说过“可以为了国家得着完全自由，而要个人牺牲自由”，他绝不同意把容忍解释成接受专制。我看张薇薇实在是一个完美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和思考寻找一个解释，她到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她有自己的主张、想法和向往，但却难以完全摆脱环境条件的羁绊，而为此受到困扰，因此她皈依天主教，希望信靠神的帮助能给予力量与支持。她说，当她承认最完美的形象只存在于神国，她始可以相信，在人国中找不到完美。
凌晨三点半，在冷冽的盖尔恩豪森路上，我陪着瘦小的她一路快步赶火车，在月台与她送别。我叮咛她把《正义的源泉》赶快译完，我可以帮她写推荐函到天主教辅仁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且和吴经熊的家人相约，一起在台湾开新书发表会，当然，如果有机会，希望她能在台北欣赏到我们世纪完整的音乐会演出。
送走了张薇薇，我在砖塔路上找到一家网咖，欧洲咖啡店（Café Euro），老板看到我，劈头就问，“你是台湾人吗？”原来他也去了《欧洲之心》音乐比赛现场，我们是唯一的亚洲队伍，小镇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黄种人，他们一般人的直觉，这大概就是台湾人了。在里头匆匆写了新闻稿，就把有关我们得奖喜讯的电子邮件于弹指之间传回台湾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