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字致齋，滿洲正紅旗人。少時家貧，以官學生充鑾儀衛校尉。因其機靈善辯，儀表堂堂，一次偶然機會，得到乾隆帝賞識，遂步步高升，以侍衛擢副都統，遷侍郎，入軍機，授內務府大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晉封一等忠襄公，賞戴雙眼花翎，在乾隆後期，任軍機大臣達二十四年之久成為乾隆朝最受寵信的權臣。其弟和琳曾任四川總督。一門豪貴，勢焰熏天，朝中文武，爭相奔走其門。每當和珅赴公署視理事，朝臣伺立道旁，惟恐落後，時稱“補子(給和珅當候補兒子)胡同”。以致有人作詩諷曰：
鋪衣成巷接公衙，
曲曲彎彎路不差，
莫笑此間街道窄，
有門能達相公家。
現將詩意今譯如下：
穿著華服迎接和珅到衙上班，
踏著曲折的道路也不敢怠慢。
不要取笑這裏的街道狹窄，
這裏有門路鑽進去可做高官！
和珅本無才學，品行也不端正，唯靠善伺乾隆帝的喜怒以得寵。在其把持朝政的二十多年中，公然賣官，招權納賄，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凡不附己者，輒借機在乾隆帝面前進行陷害，必欲去之而後快。朝廷內外，自督撫以至府縣，皆以賄賂和珅，為鞏固自己地位和升官發財的途徑。他一生聚斂了許多人的財富，成為清代最大的貪污犯。不僅如此，和珅依恃乾隆帝的寵愛，出入宮廷，凡遇喜愛之物，占為己有；四方進貢的奇珍異寶，(往往也是上好的珍品)都落入和珅之手，次一等的珍寶才能獻入宮中。如孫士毅從安南回京、持一由明珠雕成的鼻煙壺，想獻與乾隆帝。和珅見之，十分喜愛，向其索要，孫士毅因已經上奏，所以未敢應允，但數日後，鼻煙壺還是落入了和珅之手。又如宮中某處，陳一直徑尺許的碧玉盤，為乾隆帝鍾愛之物，一日，被七阿哥不慎打碎，求於和珅，和坤珅拿出一盤，其色澤、尺寸等皆超過所碎者。僅此兩事，即充分體現了和珅的專寵和豪富。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將皇位傳給太子顒琰，改年號為嘉慶，乾隆自為太上皇，仍對和珅寵信有加。嘉慶帝雖心中對和珅極為厭惡，但礙于父親，仍不得不勉強容忍，竭力周旋，呼和珅為“相公”而不稱名，凡有上奏太上皇之事，皆由和珅代理。和珅推薦自己的人吳省蘭，為嘉慶帝抄錄詩稿，藉以窺試嘉慶帝對自己的態度。嘉慶帝心知其意，故意不動聲色，以安和珅的心。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病逝，和珅失去靠山，嘉慶帝立即指使給事中(官職名)廣泰、王念孫，禦史廣興、鄭葆鴻等人，參劾和珅種種專權不法的罪行。初八日將和坤革職下獄，戶部尚書福長安(人名)等，也被指為和珅同黨，而革職拿問。十五日，嘉慶帝頒發詔書，宣佈和珅二十條大罪，命王公大臣會審，和珅一一招供不諱。十八日，令和珅獄中自盡，同時，令福長安到關押和珅的獄中，跪視和珅自盡後，將福長安押回本獄，定斬監候，秋後處決。和珅已死，削去公爵，撤出太廟，並毀專祠。和珅親信蘇淩附、吳省蘭、李潢、李光雲等，皆降革有差；其餘為和珅薦舉或曾奔走其門下者，“悉不深究，勉其改過，咸與自新”。
嘉慶帝懲治了和珅，派人查抄其家產，發現其私建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甯壽宮制度，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其所建墳塋，設置亭殿，隧道，當地居民稱之為“和陵” ；所抄家產，計田地80萬畝、當鋪75座，銀號42座、赤金580萬兩、生沙金200萬余兩、金元寶1000個、銀元寶1000個、元寶銀940萬兩，其他珍珠、白玉、珊瑚、瑪瑙、鐘錶、寶石、綢緞、瓷器、古鼎、人參、貂皮等不計其數。其家產登記者共109號，已估價者26號，值銀202000千多萬兩。當時清廷每年財政收入為4000余萬兩，而和珅家財僅已估價者，即相當清朝全國五年的財政收入。和珅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銀700萬兩之多。所有抄沒的財產，入國庫者為數甚微，賞給臣下者亦寥寥無幾，絕大多數皆入于宮禁，故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諺。
和珅的死，再次證明了一個真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切都報。” 有人講：“和珅活時，富甲天下；死時慘甲天下；死後恥甲天下。” @
(事據《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