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的民族大災難(中)

【祕檔】廬山會議後四川餓死人超過一千萬

朱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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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7月26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接上文:廬山會議後的民族大災難(上)

毛澤東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

北戴河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心情沉重,一臉病容,他發表了短簡講話,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麼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脫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委員、中央委員、省委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理軍事和國際共運。他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

鑒於在廬山會議後出現的問題,在一次常委工作會議上,朱德提出應替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堅決反對,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會議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打圓場說:彭老總的事放後一步吧,先過了眼下大難再說。

7月31日,鄧小平在會議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中央工作由劉少奇主持。只是有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覆,我們把文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毛澤東說:「我贊成,休息一個時期。」

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僱農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飢餓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萬百計度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到杭州養病。他心情很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時間不說話,飯量大減,也睡不好覺。國際上有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支持中共路線的黨不多,在國內,由於他堅持反右傾、大躍進運動的失敗,造成全國農村饑荒、餓死人,怨聲載道。他感到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威信,出現嚴重危機。

林彪出面「救」毛澤東

1960年9月,林彪出面「挽救」毛澤東。

林彪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作出擁護毛澤東的決議。他吹捧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不但規定了我軍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規定了我軍建設唯一正確的路線。因此,高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進一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體指戰員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4]

林彪還說:「現在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思想的頂峰。」

1960年12月21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對軍委決議寫了一個批示:「決議號召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中央認為,決議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正確的和適時的。中央批准這個決議,希望能定期檢查、貫徹執行。這個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他的基本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等都是有用的,可以發給地委以上的機關閱讀。」

這一反常情況的出現,引起理論界、思想界輿論大嘩。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黨的第二人物劉少奇。別人只能緊跟,不能超越。黨的八大政治報告和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些年來一直只提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宣稱,他要繼續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林彪突然以軍委擴大會議的名義,搞了一個超越八大、超越黨章的文件,等於從劉少奇手中搶走了個人崇拜的大旗。

在林彪和幾百萬軍隊的威懾下,沒有人再敢翻騰「三面紅旗」的錯誤,沒有人再敢追究餓死人的責任。從此,林彪和軍隊處處主動,經常受毛澤東表揚;劉少奇和黨政系統處處被動,經常挨毛澤東批評,而且愈來愈嚴厲。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

信陽事件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情況的匯報。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信陽事件,信陽專區出現大面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達幾百萬之多,大家十分震驚。

信陽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5] 他又馬上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責成周恩來起草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後稱為十二條)。根據毛批示,中共中央派出由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為首的幾十人組成的工作組來到河南,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也率領龐大的工作組到河南。中央工作組根據毛的批示,給信陽事件定調子,指出:信陽事件是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漏網地主、富農大批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所造成的,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把領導權奪過來。

信陽事件第一責任人是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路憲文領導的遂平縣,建立了受到毛高度讚揚的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然後糧食產量「放衛星」、大煉鋼鐵、大辦食堂、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瞞產,繼續躍進,無一不走在全國前面,多次受到毛的表揚。如今被中央工作組定性,這些執行毛澤東路線的「好幹部」一夜之間被定性為混進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復辟的漏網地主和富農。

信陽事件曝光後,吳芝圃下令逮捕路憲文和信陽地區16個縣縣委第一書記和縣長,撤職查辦下面的幹部983人,逮捕法辦275人,並將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和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處死刑,改組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改組後的信陽地委給河南省委,並報中央、中南局的報告說:「信陽地區的問題是極端嚴重的,是敵人的大屠殺、大慘案,完全證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壞人當權,餓死了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為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就是信陽問題的實質。」信陽地委報告還說:「目前全區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廣大群眾的革命情緒十分高漲。在已經開展鬥爭的地方,鬥爭壞人壞事,徹底打倒階級敵人,已成為廣大群眾的輿論中心,街談巷議,奔走相告。群眾說:『毛主席知道了,派幹部來了』。『真共產黨回來了,老八路回來了!』」

毛澤東接到信陽地委的報告如獲至寶,於1960年12月30日批發全國:「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縣社都應照此執行。」 [6] 在全國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的階級鬥爭。

吳芝圃炮製信陽地委報告這一「功」,抵了餓死294萬人的罪。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吳芝圃灰溜溜坐在後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當著中央和各省大員的面高聲喊道:「芝圃同志,犯了錯誤,還是要抬起頭來,坐在前面來嘛!要看到光明啊!」這樣,吳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員,不久,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

河南省並不是餓死人最多的,整個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據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在文章所述:「四川省餓死人超過1,000萬。」

廖在文中指:「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的『注積』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約為1,000萬。」「實際上恐怕不止此數。」廖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從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有的地方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江北、涪陵、雅安地區都有餓死人的報告。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還要多出250萬。」當時中央辦公廳主任、書記處副書記楊尚昆聽了廖的匯報,並查對辦公廳保存的材料,同意死亡數字為1,000萬。

據溫江專區崇慶縣離休幹部鄭大軍回憶:「1960年我任縣農村工作組副組長到東陽公社二大隊公共食堂檢查工作。那天縣工作組到食堂看到社員領取一勺糠米粥,社員喝完後坐在地上舔碗。一會兒,隊長大吼一聲:『歡迎工作組!』於是社員起立鼓掌,一致背誦『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飽,感謝毛主席,感謝黨領導!』一連喊三遍,就有五六人因消耗元氣過度,倒地昏厥過去。平時,一日三餐清水煮紅苕,一人兩小碗;或者清水野菜,撒幾把米糠進鍋攪勻。廣大社員只好上山找食物,撈著啥吃啥,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蚯蚓、地蠶,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著鏟回家,挖觀音土用來充飢。生產五大隊一隊,全隊共82戶、491口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女孩48名,占全隊同齡女童人數91%。有的戶,老人死了,就偷偷地把頭、腳、五臟埋了,把肉割下來煮熟吃了。83%的家庭有吃人史。」

廖伯康在《我向中央講實情》文章中說:「四川餓死人那麼多,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誰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

原溫江地委副書記宋文斌回顧說:「那是一個政治高壓的恐怖時代。餓,不能說,餓死,更不能說,最好別看、別聽、別想,否則會惹出大禍。」「那時儘管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處在一定位置的領導幹部是很難親眼目睹的。」他們「不敢去看,你為什麼去看?居心何在?想蒐集陰暗面向黨進攻嗎?」「一級一級都在竭盡權力抹殺事實真相。」在「一個不清醒的領導眼裡,只會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鏡世界」。

在整個大躍進期間,沒有人敢向中央告狀,就是有人寫了信,也被郵局扣住追查,李井泉一手遮天。一直到1962年7月,經鄧小平同意,派廖伯康等70名幹部回四川老家調查,後被省委發現向中央反映情況,立即下令追查,把反映意見的有關人員打成「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廖伯康給予留黨察兩年處分,重慶市委副祕書長李止明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重慶市團委副書記于克書、趙濟被撤銷團市委副書記職務。

四川餓死1,000萬人以上,但清查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罪行時,他毫不迴避自己的過失,而且他氣粗腰杆硬,嚴令禁止向中央反映真情,不給毛制定的政策抹黑,維護毛的「偉大」形象。因為在廬山會議上,毛任命李井泉為批判彭德懷的西北大組組長,對他充分信任,視他為知己。李井泉堅決封鎖四川餓死人的慘情,不讓毛的聲譽受到傷害,是為了報答毛的知遇之恩。1960年9月,四川問題開始暴露,毛又任命李井泉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掌管雲、貴、川三省的西南王,逃避了懲罰。(未完待續)

注釋:

[4] 《毛澤東傳》(下)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5月21日,第1098頁。

[5] 毛澤東批件,1960年10月26日。

[6]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上卷,香港書作坊出版,2009年,第362頁。#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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