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我們的孩子,就這樣失去了。
我把阿塔送進了醫院,趁她做完檢查休息時,我去了拉薩酒吧附近的派出所報案,然後再接阿塔回家。這番打擊來得如此突然、沉重,很長時間裡我倆幾乎一句話也不說,只默默對視,互相用眼神交流著恐懼和痛苦,更多的是難以置信:真的嗎?發生的一切,是真的嗎?多麼希望這不過是一場惡夢!偶爾的交談都儘量避免涉及到流產,話題集中去猜測嘎登的下落:誰綁架了嘎登?為什麼?怎麼辦?
「會不會是國安幹的?」
阿塔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熱水袋緊貼著還在疼痛的下腹部。保姆主動為她沖了杯奶茶。阿塔兩手捧著,沒喝,眼皮也不帶眨地看著我。
「不可能吧。」我斷然否定。我正在滿屋子亂翻,尋找安眠藥。去年秋天因生意繁忙睡不著覺,叫醫生開了些,沒吃完,現在記不住擱哪兒了。
正著急上火,又聽阿塔說:「你的那位朋友,叫什麼來著?對了,國安老友,搞不好就是他在幕後策劃的。」
我沒理阿塔,繼續在屋裡走來走去,她的目光也跟著我來來去去。總算在離門邊不遠的立櫃的第三個抽屜裡發現了安眠藥,我拿出兩粒,要阿塔立刻服下:
「好好睡上一覺,等頭腦清醒了,就不會胡說八道了。」
「我不要睡。」
「快點!」
「我不想吃。」
「聽話!」
阿塔磨磨蹭蹭接過我遞來的藥片,但不往嘴裡送: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國安畢竟是政府的一部分,不是土匪、強盜,就算可以隨時抓人,沒必要綁架吧,再怎麼也要顧及點形象、面子吧。」
「你就那麼肯定?」
「而且,國安幹嘛要抓嘎登,你哥既沒捲入拉薩暴動,也不參加法會,還去向武警獻哈達……」
「不要再說了,我信你的話。」阿塔把藥片猛塞進嘴裡,接連喝了幾口奶茶,因為太急,嗆著了,劇烈地咳起嗽來。
「那你說誰幹的?」
「很清楚嘛,黑社會、綁匪,盯上嘎登的錢了。」
「往後該怎麼辦?」
「這幾天你會接到綁匪要錢的電話,我已經跟派出所的警察討論過,他們正和刑警大隊聯繫,到時候就看你的了,反正要沉住氣。」
「你是說讓我拎一口袋錢給綁匪送去?」
「不會是真鈔,很可能放大疊白紙,加幾塊石頭,顯得沉甸甸的。」
「如果是這樣,我要你跟我一塊兒去。」
「那怎麼行,綁匪一旦產生誤會,你哥還要命不?」我腦海裡閃過一些電影的鏡頭。
「阿塔,別擔心,刑警就埋伏在四週。」突然我停止了滔滔不絕,因為阿塔已經睡著了。
我本想叫來保姆幫忙把阿塔抬到樓上臥室去,又怕驚醒她,便拿來一床被子給她蓋上。我關掉客廳的燈,靠著阿塔的腳邊坐下,擰亮身旁的落地燈,拿起一本容易讀的書,眼睛盯著字裡行間,卻看不下眼。我把落地燈又關掉,讓身心沉浸在黑暗中。
去倫敦的機票、預訂的酒店,要趕緊退;有幾筆等我定奪的古董生意,看來得推遲或者放棄了;天一亮再去派出所了解進展;需不需要找人給刑警大隊隊長送點禮,在立案偵查時多賣賣力;綁匪的要價會是多少;萬一某個環節出錯,綁匪撕票……千頭萬緒糾纏在一起,頭腦裡亂成一團。幾縷晨光透過沒關嚴密的窗簾,落到橡木地板上,照出一圈又一圈的木紋。
我突然感到口乾舌燥,起身去廚房,煮了一杯濃濃的咖啡,喝著,又開始東想西想。
客廳裡有動靜,我擱下未喝盡的咖啡,躡手躡腳前去看個究竟。阿塔正坐起來。
「睡醒了?」我在阿塔身邊坐下。阿塔把臉貼過來,靠在我的胸前,兩隻手緊摟住我的腰。我的左手扶在阿塔身上,像撫慰嬰兒那樣輕輕地拍打。
「有件事,張哥,我一直想說,又不好意思說。」
「什麼事?」
「你可別笑話我,啊?」
「怎麼會呢。」
「發現懷孕的那天,我就給孩子取了名字。」
「是嗎?快說說看。」
「我是認真琢磨、反覆挑選才定下的。」
「那一定好聽。」
「如果是男孩,就叫『尼瑪』;如果是女孩,就叫『格桑』。」
「尼瑪?格桑?翻譯成漢語是什麼意思?」
「太陽、杜鵑。」
「哇,太美了,我喜歡!將來我們再有孩子,中文名字就叫張太陽,或張杜鵑。」
阿塔沒笑,反而抽泣起來。我的淚水也撲簌簌落下。
五十三
我們天天盼著綁匪來電話,三個多月過去了,嘎登依然杳無音信。我隔三差五去派出所、刑警大隊,說是仍在調查中,要我們耐心地等。
等不到任何消息甚至比聽到最壞的消息還令人難以承受,尤其是阿塔,經常莫名其妙地發火,長時間呆呆地坐著,神情恍惚,你對她說十句話,她頂多能聽清一句。有時會在床上躺一整天,腰疼、腿疼、周身疼。一次阿塔半夜突然叫醒我,淚流滿面,不住地嘆氣、自責:「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催促我哥回成都。怨我,都怨我!」
除了好言相勸,軟語安慰,我束手無策,深感力不從心。
阿塔的男性朋友中沒幾個能幫上忙的。比如熱丹,有傳聞說他想再次聚衆示威,警察聞訊而來,他趕緊失蹤,據說逃往中印邊境去了。被驅逐出成都的秋尼巴松潛回拉薩,沿街張貼反當局的傳單,後來有人在公審、公判大會上,看見他和一百多個藏人站在卡車上,五花大綁著遊街。他胸前掛著木牌,上面寫著「分裂國家」,名字上打著紅叉,可能已經被槍斃了。徒洛算是幸運的,但也被迫離開成都。房東突然宣布中止合同,限期要他關店、搬走。徒洛有一哥們在廣州做古董生意,徒洛去投奔他,表妹也跟著去了。阿塔沒心思再幹,就把「藏緣燈藝」轉讓給了朋友,幾乎是無償轉讓。
我的那些牌友們聽到嘎登出事的消息後,曾集體來過一次,香香除外,無非是陪著喝一杯清茶,共同扼腕嗟嘆一番。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從此打牌不再叫我,當然我也不會去。
好在阿塔的小姐妹們,個個古道熱腸,天天打來電話,問長問短;要不就登門拜訪,有事沒事地閒聊。時不時還相邀結伴出門,逛個購物中心呀,或去甜茶館聚個會呀。我是鼓勵阿塔出去散心的,當然每次我都要規定回來的時間。阿塔總能守時,只有一次除外。
那天說好一起在外吃晚飯。我提前到餐館等她,左等、右等不見人影,打她的手機也不接。聽著鈴聲空響,我心裡霍然升起一種不祥預感,旋即翻找與她一起上街的小姐妹的手機號,糟了,沒帶在身上!我心急如焚,驅車回家,剛入家門,阿塔的電話打過來了。
「你為何不接電話?」我衝著手機嚷嚷:
「我還以為你也被綁架了!」
「我不想接。」阿塔聲音低得像嘟囔:
「我不想跟任何人說話。」
「你的小姐妹呢?」
「我要她先回家了。」
「出什麼事了?」我竭力壓抑著內心的惶恐。
「我哥他,他,他已經『不在』了。」
阿塔幾經哽咽才把話說全。
我腦袋裡像飛進一群馬蜂似的嗡嗡亂響。
「嘎登死了?」
我一直都有這個擔心,每天瞞著阿塔買回一堆大報、小報,在廣告欄裡尋找有關無名屍體的照片和消息,莫非阿塔看到或聽到了什麼?
(待續)@#
──節錄自《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