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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39)

《共產主義黑皮書》:禍害波蘭的第三階段

作者:安德烈澤傑‧帕采可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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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2月28日訊】三、真正的社會主義,或選擇性鎮壓(1956—1981)

「鋼鐵社會主義」的災難在波蘭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短,隨著解凍的到來,安全部門的戰略開始稍有變化。安全機關對人民的控制更加隱蔽。與此同時,安全部隊加強了對合法的和地下的反對運動、天主教教會和知識界的監控。

政客們期望安全機構在接到通知後,即刻就能做好驅散街頭示威的準備,這一新功能是從1956年6月波茲南事件,也就是東歐國家第二次工人大叛亂之後開始的。安全部隊、警察和KBW,從實際和意識形態的角度上,都被這次罷工驚得措手不及。罷工之後,發生了涉及數萬抗議者的示威活動,襲擊了許多公共建築。從某種意義上說,波茲南起義是1945至1947年內戰的最後一章,並且是唯一一次示威者首先開火。黨的反應很殘酷:總理宣布,「任何一隻舉起來的反對人民政權的手都將被切斷。」軍隊開著坦克進城。大約70人死亡,數百人被捕,數十名示威者被交法院審理;但在1956年10月的解凍時期宣判的刑期則相對較輕。

在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共產黨的重新命名)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舉行後不久,公安委員會(KBP)被解散,安全局被整合到內政部(MSW)中。安全機構中的人員數量下降了40%,留下9,000人,60%的告密者也被解職。所謂的「保護小分隊」受到壓制,並且當時正在進行的調查中有一半不了了之。最後一批蘇聯顧問們返回莫斯科,由克格勃官方代表團取代。安全部門的組織結構再次受到審核,其中大部分有猶太血統的幹部被解職,由更年輕的人員接替。整個迫害的機器被從根本上縮小了。然而,在1956年10月已經重新掌權的、包括哥穆爾卡在內的黨的領導人,反對對這些官員進行審判。因此結果就只舉行了很少幾個低調的審判。PZPR領導人普遍擔心的是不要打擾一個有可能再次被喚醒的機制。

早在1957年2月,在MSW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維查(Jerzy Wicha)部長肯定了「強化階級鬥爭」(如斯大林提出的那樣)這一概念是非常錯誤的,但他也設法做到了聲稱鬥爭在變得越來越激化。從此直到這個體制的終結,安全部門和其它組織,包括PZPR、軍隊和宣傳機器,一直以這種矛盾的方式行事。

20年沉默、冷靜、組織良好的工作構成了鎮壓體系的基礎,儘管有時候也會發生罷工和反抗。這包括一個歷經多年逐漸完善的控制系統,其中包含大量的線人以及竊聽技術和對通信的監控。在20世紀70年代,新的安全機構(Sluzba bezpieczenstwa; SB)對經濟目標特別關注,但與以往的安全部門不同的是,它的主要興趣點是新技術的應用和各類企業的盈利能力。出現故障也不再抓捕工人,而是由黨組織謹慎施壓,來除去效率低下的經理。MSW有一個在斯大林主義時代無關緊要但現在極有價值的勸服辦法:提供護照的權力(只能做一次旅行用)。這是因為為了得到護照,很多人會非常樂意合作,MSW可以獲得各種情報,來了解機構、企業和大學內部發生的事情。緩慢地但系統地,SB又重建了其網絡,特別是在被認為是敏感的地帶。在與教會的鬥爭中,MSW於1962年6月成立了一個新的專業部門,很快就擁有了幾百名員工。在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發生了多次警察襲擊聚集起來捍衛教堂或未經當局許可而豎立起來的十字架的信眾的事件。儘管法庭判刑相對較輕,也有數百人被毆打,還有更多被罰款。

1967年,在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六日戰爭」之後,與「猶太復國主義」的鬥爭成為當時的新指令。這個特定的振臂吶喊有著政治、社會和國際三重的功能,因爲政府需要新的手段來激發民族主義的熱情。一些PZPR官員們開始推銷反猶太主義的思想來邊緣化老的一派、提升自己的職業前景。反猶主義運動也有助於詆毀1968年3月的學生抗議運動。一項擁有數十名官員的特殊部門被創建了。MSW向地方黨組織傳遞了要攻擊特定個人的信息。波蘭和蘇聯的安全局,是黨和國家都在推動的「沒有猶太人的反猶主義」的運動的重要靈感來源。(這個說法常用來形容共產黨政權對反猶太主義進行的鼓吹,儘管波蘭曾經龐大的猶太社區在大屠殺後被降到微不足道的數字。)

SB對公共團體的全面滲透破壞了許多組建非法組織的企圖。很多時候這些組織的成員都很年輕,因此構成了政治犯中的大多數。大多數組織只有幾十個成員。知識分子受到非常密切的監視。如有必要,安全部隊經當局明確許可後,可以確定與自由歐洲電台或國際媒體合作的人員。整個20世紀60年代都一直有因此被捕的孤立事件。最重要的一個例子是擁有廣大讀者的老作家旺科維茲(Melchior Wankowicz)。SB看得最緊的是共產黨人中的「異教徒」。被監禁的托派或毛派分子受到的是相對冷漠的對待,但有一個例外就是庫倫(Jacek Kuron)和莫蘇勞斯基(Karol Modzielewski)案件。1970年,來自非法政治團體Ruch(運動)的48人被捕。其領導人被重判入獄7~8年──而這一階段量刑相對還算寬大。

對暴力鎮壓的使用從未停止過。哥穆爾卡重新掌權一年後,當年輕人出來抗議關閉Po Prosta週刊──此刊在1956年在施壓變革方面發揮過相當作用──的時候,數十人被打,十人被判刑。1968年3月的罷工和示威活動範圍很廣。抗議活動被巨大殘暴的手段粉碎;2,700人被捕,1,000人被各級法院審理。數十人被判處數年徒刑,數百人被判處強制入伍接受「再培訓」。

工人的示威活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1970年12月發生在波羅的海沿岸城鎮的活動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儘管特種警察部隊在場,當局還是像14年前在波茲南做過了的那樣調集了軍隊。據官方統計,有45人遇難,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警察毆打,多數在警察局內。被捕工人必須通過一條「健康之路」──由兩排警察同時用警棍擊打。但為了與時俱進,12月事件發生後沒有人被當局起訴,所有被拘留的人在那個月哥穆爾卡辭職後都被釋放了。在工業界,罷工的領袖遭到了各式各樣的恐嚇。

在1976年幾個城鎮爆發相對短暫的罷工期間,當局禁止特警隊使用武器,但這項措施不足以防範幾起殺人事件。大約有1,000人被捕,數百人被罰款,幾十人被判入獄服刑。

接下來的審判給了被告工人的家庭成員、年輕人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重新接觸的機會,在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中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人權運動,並導致了自1947年PSL被解散以來,第一次形成了有組織的反對派團體,特別是勞工保護委員會(KOR)和「捍衛人權和民權運動」(ROPCIO)。面對這種新情況,當局被迫做出了一個戰術選擇。基於幾個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波蘭政權對西方的財政越來越依賴和擔心國內的鎮壓將引發國際報復,政府決定採用戰術性的騷擾:將人們置於48小時密切觀察(刑法授權的一項措施)下、開除工作、使用心理壓力、沒收複印設備並拒絕護照申請。SB迅速發展了一個大型代理人網絡。1979年,由於擔心反對派的影響擴散到工業界,經濟保衛特別部重新開始工作。

這個情況發展幾乎沒有持久的效果,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新的一波罷工浪潮開始了。強硬派仍然位居黨的最高層,但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來做用武力粉碎罷工的決定。無論如何,正如PZPR在1980年8月28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的那樣,如若鎮壓,需要的部隊人數不夠多,也根本不願意面對成千上萬占領了數百家工廠的罷工工人。在這個形勢下,與1956年、1970年和1976年的罷工不同的是,罷工者遵循了庫倫(Jacek Kuron,譯者註:波蘭著名異議人士)的建議,「不要只是打破黨委,要組織你們自己的。」

政府對瓦文薩(Lech Walesa)的團結工會使用了與過去幾年同樣的策略。目的是引發其中的分歧來削弱聯盟並逐漸將其置於PZPR的控制之下,就像20世紀40年代對待民族團結陣線那樣。在1980年10月,MSW和軍隊準備實施戒嚴令(或「戰爭狀態」)。MSW系統地滲透了團結工會(到次年夏天,僅在華沙就有超過2,400名告密者)並嘗試了一系列小規模的對抗來試探工會的反應,無理由拘捕其成員48小時、使用武力對被占用的公共建築物清場。

到1981年2月,要被逮捕的人員名單已準備好,監獄也已經為他們的到來做好了準備,但PZPR領導決定只是繼續採用騷擾和挑釁手段,就像3月份在比得哥什(譯者註:波蘭北部城市)做的那樣,便衣警察襲擊了工會會員。波蘭安全局,最初是相當消極的,接受了增援,1980年的罷工之後,東德祕密警察斯塔西在華沙成立了一個行動隊。這本身就很是一個事件,儘管由克格勃協調的、東歐集團國安全部門之間針對民主反對派的合作已經存在了幾年。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1年12月初,當時,為了測試團結工會的力量,警察的反恐部隊打擊了華沙消防局的罷工。十天後,12月13日凌晨,波蘭宣布了戒嚴令。#(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林達而,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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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8 2: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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