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羅‧波提切利:美與德之縮影

作者/Da Yan 嘉蓮 譯
美術館工作人員在意大利文藝復興大師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帕拉斯與半人馬》(Pallas and the Centaur)一畫旁。(Justin Tallis/AFP/Getty Images)
font print 人氣: 1610
【字號】    
   標籤: tags: , , ,

對熟悉西方藝術的人來說,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約1445—1510年)這個名字如今幾乎家喻戶曉。然而人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文藝復興後的幾個世紀中,藝術家們大多不重視他,視之為畫風原始、未脫中世紀傳統、無法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所達到的完美境界相提並論。

波提切利作為早期文藝復興巨匠而聲名鵲起,其實不過才一百年,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意大利社會中希臘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錯綜關係。

帕拉斯與半人馬

桑德羅·波提切利,《帕拉斯與半人馬》(Pallas and the Centaur),約1480—1485年作,畫布蛋彩畫,207×148 cm,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這幅通常稱作「帕拉斯與半人馬」(Pallas and the Centaur)的不朽神話題材畫作,是波提切利傑出的經典作品之一:在嶙峋的懸崖之下,背襯著杳遠的風景,兩個真人大小的人物在前景中姿態隨意地佇立。左側是一個半人馬(centaur),這是古代神話中的半神造物,其獸性往往和放蕩的激情和色慾聯繫在一起。右側是一位衣袍華美的女子,她抬起手臂抓住半人馬的一縷捲髮,冷靜地看著他。

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幅奇畫的主題一直是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但至今仍是未解之謎。根據流行的說法,畫中的女性形象咸認為密涅瓦(Minerva)或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希臘羅馬的智慧女神。她手持長長的禮戟,半人馬則握著一張鬆弛的弓,二者沒有任何打鬥的跡象。女神明顯控制了半人馬,這通常詮釋為人類的獸性激情服從於神聖的理性。

如此複雜的圖像誌(iconography),很好地反映出波提切利那個時代的思想氛圍。在整個15世紀,佛羅倫薩的人文主義者一直在基督教神學和古代哲學的背景下討論這些有關人性的問題。這種討論在洛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69—1492年)統治時期達到高潮,美第奇是政治家、銀行家,也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最有影響力、最熱心的藝術贊助人。

這幅畫繪製於15世紀80年代,即波提切利從羅馬歸來之後,很可能是受美第奇本人委託而創作,作為送給其表親的結婚禮物。大概是異教神話主題吸引了他們對古代文化的人文主義興趣,半人馬的順服也可視為婚姻承諾的浪漫象徵。

東方三賢士來拜

桑德羅‧波提切利,《東方三賢士來拜》(Adoration of the Magi),約1475—1476年作,畫板蛋彩畫,111×134 cm,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作為佛羅倫薩商賈與精英階層的畫家,波提切利不僅是一位活躍的藝術家,也是活躍於這個圈子中的一員。他為同代人畫了很多肖像,也受託為贊助人「量身」作畫。1475年他為商人加斯帕雷‧迪扎諾比‧德爾拉馬(Gaspare di Zanobi del Lama)繪製的祭壇畫《東方三賢士來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將他的贊助人描繪成佛羅倫薩美第奇王朝的一位密友。波提切利還滿懷自信地納入了他的自畫像,確立了自己作為畫家和美第奇王朝傑出公民的身分。

自中世紀以來,東方三賢士前來朝拜在馬厩中降生的耶穌基督,是《聖經》中最耳熟能詳的故事之一。在這幅祭壇畫中,他們圍聚於聖家族的腳下獻上禮物,兩邊站立著一大群服飾考究的觀眾。

不過,波提切利並沒有對三位智者進行刻板式的描繪,而是賦予他們以美第奇家族的形象特徵。帶領家族走向繁盛的老科西莫(Cosimo the Elder)化身黑袍博士;下面身著鮮紅長袍的人物是其子皮耶羅(Piero)──美第奇家族第二代。其它家族成員及友人散布在人群中,包括洛倫佐、其弟朱利亞諾(Giuliano),以及詩人兼古典學者波利齊亞諾(Poliziano)。而這幅祭壇畫的贊助人加斯帕雷‧德爾拉馬也被認定為現身畫中:在畫面右側,他身披藍色斗篷,手指自己,面向觀眾。波提切利本人也轉過身來,以專注的目光面對觀眾,似乎在邀請我們觀看並思考他所創造的世界。

波提切利作《東方三賢士來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局部。(公有領域)

這幅祭壇畫中有大量同代人的肖像,堪稱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社會的縮影。此畫是迪扎諾比為他在新聖母大殿(Santa Maria Novella)中的個人墓堂而委託創作的,很方便供公眾參觀。繪畫主題的選擇,對美第奇家族成員的描繪,表明這位贊助人想向世人宣明自己與權貴銀行家家族的關係。事實上,迪扎諾比的私人小禮拜堂是在1月6日主顯節(譯注1)時落成的,每年這一天,美第奇家族成員都會裝扮成東方三賢士參加慶祝遊行。

雖然波提切利受託創作的是一幅宗教畫,但他卻詳細描繪出了所有這些社會背景,更多傳達的是贊助人世俗的願望,而不是其內心對基督或瑪利亞的虔誠。

書房中的聖奧古斯丁

桑德羅‧波提切利,《書房中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in His Study),作於1490—1494年間,面板蛋彩畫,41×27 cm,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然而,佛羅倫薩社會對世俗名利的普遍追求,讓那些致力於中世紀精神生活的人越加擔憂,在他們看來,美第奇政權及相關的人文主義文化是腐朽墮落的。1494年洛倫佐去世後,多明我會(the Dominican)傳教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身邊聚集了大批追隨者。他奪取城市政權,驅逐了美第奇家族,譴責其鐵腕專制、教士的腐敗和對窮人的剝削,並呼籲重建基督教信仰。

波提切利作為信仰虔誠的藝術家,深受薩沃納羅拉布道的啟示,在晚年遠離了年輕時關注的世俗和異教主題,甚至還傳說他在修士們舉行「虛榮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譯註2)時燒掉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小巧精緻的《書房中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in His Study)就完成於這樣的動盪時期;那時,波提切利對古代異教的人文主義興趣,與他深切的基督教信仰之間似乎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畫中可見,在一間簡樸的拱形密室中,坐著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4、5世紀間的著名神學家與哲學家。他看似正在一本袖珍書冊上靜靜寫作,地上的廢羽毛筆和散落的碎紙片,卻透露出這位作者的內心遠未平靜。

波提切利在這裡想要表達的或許是:繪畫創作如同思考與寫作,也需要勇敢的犧牲和修正。只有不懈糾正錯誤和瑕疵,才能不斷超越自我,努力成就偉大的心靈。

【註1】主顯節,基督教重大節目之一。每年1月6日,西方基督教紀念及慶祝耶穌基督在降生為人後首次顯露給外邦人(指東方三賢士),東方基督教則慶祝三位一體的神切實向凡人顯現。
【註2】「虛榮篝火」是指焚燒被宗教當局譴責為罪惡的物品。1497年2月7日,薩沃納羅拉的支持者於懺悔星期二在佛羅倫薩的廣場焚燒了數千件搜集的物品,包括化妝品、藝術品和書籍。

原文:Sandro Botticelli: Beauty and Virtue Epitomized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Da Yan是歐洲藝術史在讀博士生,在上海長大,現居美國東北部。

責任編輯:茉莉◇#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畫作《紅衣男孩》(Red Boy),深受觀者的喜愛,被視為展現童年特質的開創性藝術傑作。
  • 杜威說:「無須任何完整的觀念與態度是目前時代的主要理智特徵,被尊為後現代的本質」。機械文明與現代藝術的關係也逐步的從藝術家作畫的方式,從筆觸到所用的材料一點點的影響畫家看世界的觀點態度,從感發性的下意識到意識,從非主流到主流,最後主導整個學院派。
  • 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開始,歐美視覺藝術的主題一直是關於神與人的故事。直到19世紀晚期,隨著產業革命的發生——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濟發展、個人主義發展最快最迅速的世紀,人類在科學上的發現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疏離,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註一),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個所謂「現代」天地。現代藝術、現代主義隨之應運而生,至此藝術成了科學的追隨者並且服膺着現代主義。
  • 約書亞‧華盛頓(Joshua Washington)帶著相機走進一間吱吱作響的鄉村木屋,屋裡散發著彷彿來自美國西部舊時代的氣息,也像電影裡的牛仔場景。這位來自休斯頓、帕薩迪納紀念高中(Pasadena Memorial High School)的高三學生,為了藝術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
  • 時隔六十五年,畫作《撒迦利亞在聖殿中的異象》(Vision of Zacharias in the Temple)重被列入倫勃朗的存世作品。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正對這幅畫展開研究。(Kelly Schenk/Rijksmuseum提供)
    能鑑定一幅古代大師真跡,是所有藝術專家的夢想,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最近有幸得償所願。
  •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簡稱「大都會」)於近期推出美國首個大型國際借展特展「拉斐爾:崇高的詩意」(Raphael: Sublime Poetry),顯然不滿足於重複這個熟悉的形象,或將其名作簡單堆砌。它要表現的,是一個出生在小山城的孩子,何以成為人類藝術巨匠的生命歷程。
  • 艾德蒙‧雷頓(Edmund Leighton)1897年油畫作品《危難時刻》(In Time of Peril)局部,新西蘭奧克蘭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畫作完美地詮釋了這樣的場面。一艘小船載著一位光彩照人的貴婦和她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嬰兒),駛向修道院的石砌大門。年幼的孩子回頭望向追趕他們的威脅,這一姿態將整個畫面的緊張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安全近在咫尺,而危險仍如影隨形。
  • 拉斐爾1509—1510年前後所作《聖母子與施洗約翰》(Garvagh Madonna,又名加瓦聖母)局部,此畫現藏於倫敦國家美術館。(公有領域)
    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Raphael)以其筆下溫婉的聖母畫像以及梵蒂岡的《雅典學派》(The School of Athens)濕壁畫聞名遐邇。儘管年僅37歲便英年早逝,他身後卻留下約34幅聖母像。這些畫像,或許正是解開其作品為何具有普世感染力的關鍵。
  •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又譯阿爾布雷希特‧杜勒)充分認識到了印刷機有待開發的潛力,他預見了印刷機對文字與藝術雙方面的文化影響。作為德國文藝復興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術帶來的機遇,吸收並傳播了重獲新生的古代智慧。
  • 從漢尼拔孤注一擲的戰象長征,到查理大帝奠定中世紀版圖的鐵騎,再到拿破崙重塑現代歐洲格局的冒險,這三場奇襲雖然跨越了兩千年,卻共享著同一個邏輯:真正的天才,從不與險阻硬碰,而是在敵人認為「絕對不可能」的地方,揮下致命的一劍。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