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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叛亂、叛國并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
三 中共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被迫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
一、農民革命与共產革命的關系
如導論所說，一是馬克思主義原來就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近代化和“科學”化，所以馬克思主義非但不排斥農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詆毀農民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就是明證。53 二是由無產階級聯合并領導農民結成工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共產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沒有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證明了馬、恩對工農聯盟以共同發動共產革命和共同建設共產國家的重視。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國農民對于蘇俄共產專制政權的長期反抗和頑強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對本國農民采取了殘酷鎮壓的手段，一方面則愈來愈明确地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和煽動農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參見本章第一節）顯然，這一切，都對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就不用說，中國原來就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后農業國家；更不用說，中共建党伊始，党內就有一個十分活躍的“農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時期的組成成份已經決定了這一轉變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党創建之初，不論它曾如何地標榜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党，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它卻是由一兩個著名知識分子与數十名小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党（參見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為其主體的小知識分子當中，有的雖然是鄉村秀才出身，有的則是農村知識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學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在漫長的君主專制社會里，常常會成為農民造反領袖、或能成為為農民造反領袖出謀划策者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或曰小地主階層的不仕子們，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會，處于中國歷史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早期階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問題既未能及時解決，平均地權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實現，傳統農業社會還遠未來得及解體，因此，不論是從他們的個人處境出發，還是從他們要變革社會的愿望和理想著眼，也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義，更遑論作為農村小知識分子的他們，對這些新思想和新主義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僅僅是生吞活剝，他們都不可能不在相當程度上，既承受著傳統農民造反的影響和驅使，又不可能不熱切地關心著，包括其自身命運在內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說穿了，即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因此，作為中共早期重要組成成份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們，也就不可能不把他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如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下，發動當代農民革命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實踐，早已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造反傳統和丰富的造反經驗。這就為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內向來就有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內部向來就存在著一個竭力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彭湃，就已經開始在家鄉海丰縣從事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后來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發動和組織的第一個農會，即惠州農民聯合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已經用“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作為理由，來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廣州一隅的國民党，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說：“中國國民党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象廣東這樣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學補修班上講國文課時，就曾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55
此后，在國民党中央農民部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蘇俄和斯大林已經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國國民党北伐進軍的后方發動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綱”，要把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轉變成為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農民造反政權，毛澤東遂成為廣東和武漢兩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廣州農講所已主辦六期，每期均有各地農民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亦加緊開張，為嗣后中共的武裝叛亂，培養了一批農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軍解放了湖南，對湖北的攻堅戰即將開始之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國民革命与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与全國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唱反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軍剛打下武漢、南昌、福建，就要東進南京、包圍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又在“農民政綱”中提出，要在國民革命政權剛剛建立的北伐軍后方，“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武裝農民，推翻農村中的劣紳政權，建立農民平民政權。”同月，毛澤東始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十二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并使該次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己武裝”等決議。56 据中共史家稱，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號召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不僅省、縣、市、鄉各級農民協會形同政權，動輒沒收土地財產，而且自結武裝，橫行鄉里，隨意處決地主紳士。“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造反口號，既無限擴張了造反殺人的范圍；“剪長衫、吃大戶”的無理要求，更將湖南農民運動推向了与傳統農民造反一般無二的“大同境界”。他們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且要“沖進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無辜打人、關人、濫施种种刑罰，雖与歷代農民造反的暴民行為如出一轍，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無二。由是而把傳統農民之暴民運動的本相表演得淋漓盡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把湖南農民運動吹上了天，妄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力量都阻擋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孫中山先生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几個月內就做到了”。而且，毛澤東還興奮地贊嘆道：“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過的奇勛。”甚至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沒有貧農的參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妄言“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至此，中共党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別終于形成。
四、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提供了這一轉變的歷史條件
上述种种原因雖然是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使它因大量的叛變、自首、脫党、少數人被捕和極少數公開叛亂首領的被處決，而銳減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机而組織的工會，亦從其高峰期的三百万會員減少到三万人。曾號稱擁有一千万會眾的全國各地農民協會，基本上已經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雖然在蘇俄的命令并指揮下，持續地發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但是，城市武裝叛亂的逐次失敗和全部失敗，不僅使它的地下組織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關和各級机關陸續遷往農村。從此，江西農村便成了他們的中央“蘇區”，南中國貧窮、落后的偏遠農村遂成了他們武裝叛亂的戰場，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只能為農村的傳統式農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在實際上雖然是蘇俄企圖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但是，蘇俄非但沒有因此而善罷甘休，甚至就此將“誘逼”變為“直接發動”，干脆命令并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煽動農民造反和建立認宗蘇俄、出賣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因此，中共的農民造反，也就在蘇俄的命令下，獲得了它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革命性質和內容的正宗性。特別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時，由于斯大林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定性為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農民武裝斗爭，因此，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也就不僅在共產革命的理論上得到了認同，而且在組織上得到了國際共產教宗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長期以來，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說法，不過是要把這個認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功績，完全歸功于毛澤東一人罷了。
三是中共党內向來就存在著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而這個派別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前就走“對”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后，因堅持發動農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革命。同時，更因為中共党內的農民造反派領袖毛澤東，在發動農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夠借鑒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經驗，不僅确定了“工農武裝割据”和“農村保衛城市”的方針，而且提出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并把二者緊密聯系，從而造成了附庸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國”的建立，為蘇俄蓄意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制造兩個中國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國共產革命已經瀕臨危局之時，毛澤東所要走的農民造反的道路，不僅得到了蘇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蘇俄的贊揚。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曾發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該文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胜利。”其后，共產國際還致函中共中央說：“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指在蘇俄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都沒有這樣美觀的書……。”后來，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該書刊有《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和《毛澤東關于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的結束語》等內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國文字出版。
從此，毛澤東不僅將農民當成實現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与中國農民“均貧賤、等富貴，人人都能大碗喝酒、個個都能大塊吃肉”的傳統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敗的危局之下，為中共找到了一面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為“科學”、更為現代、亦更能打動人心的思想旗幟，使得煽動農民造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流和主體，更為其后毛澤東在抗戰中為實現他假抗戰和真擴張的賣國路線，以准備嗣后那一場搶天下的內戰，而一再聲稱“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党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
由于中國共產革命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党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有統計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約伍万余党員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識分子、主要是小知識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農民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關遷往江西“蘇區”時，中共雖在人數上已達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經是農民。59 中國共產党在构成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已經使它蛻變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党，即農民党。
二、中共在性質上蛻變為一個以現代政党為形式、封建會党為本質的農民造反党。中共雖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但因毛澤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亂世中所滋蔓成長起來的農村造反者們，特別是一些綠林好漢、土匪強盜，以及由他們結党而形成的封建會党，即一再為中共所吹噓的“被改編和被改造成了革命軍人和革命軍隊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動農村造反的中堅力量。只要翻開中共于大陸建國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憶錄”，特別是正宗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系列，60 則對于認識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這一“主體构成和中堅构成”，無疑會留下極其鮮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這個构成，才造就了它作為一個農民造反党的性質，才決定了它以現代政党為形式、封建會党為本質的政治特質。此后，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甚至直到它奪取政權之后，都無時不表現了它的這一政治特質。以至于不論是在哪一條“戰線”，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嚴格地說，都是流氓無產者，或具有流氓無產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會成份。甚至在知識分子、直至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隊伍當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則由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運動，也就沒有可能在各個階層，各條“戰線”，都能造成同樣殘酷無道和滅絕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蛻變為以鄉村小知識分子為領袖集團的農民党。由于歷代有作為的農民造反領袖，必定有鄉村秀才、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們為其出謀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劉伯溫，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農民造反領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鄉村中的小知識分子，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如黃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農民革命，雖具有傳統農民造反的本質，卻要扛現代共產革命的旗號，甚至需要“配備”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因此，象毛澤東、劉少奇等這樣一批雖無真正專業知識，卻又絕頂聰明能干，雖失意、失路，卻又繼承了傳統造反精神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們，蓋因他們在投身共產革命伊始，就在自學和蘇俄的陰謀教導之下，既學到了一星半點的馬列主義，又學會了不擇手段的狂熱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國共產革命不得不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直至成為中共農民造反和再造專制新王朝的當然領袖，即“革命皇帝”。毛澤東便是它最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出身构成，就能證明這個認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領袖集團的這個构成，不僅從此改變了它從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極少數知識分子作為其領袖的狀況，并且使得党內的極少數真正知識分子，從此成為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從而保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在党內的絕對領導地位，并由此而決定了中共農民造反的政治特質。一九四九年后，中共這個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及其各級以鄉村小知識分子和城鄉無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導層，就更是出于對真正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和變態心理，而在長期內制定了一條“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方針，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戕害進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視文化、踐踏知識的惡劣國風。從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識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