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5日訊】今天人們提起中國文化，想起的往往是故宮長城、四大發明。四大發明固然偉大，但顯然無法代表五千年中華文化最精髓的部份。清末民初著名學者辜鴻銘先生在《論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一種文明高下的標誌，不在於她創造了多麼偉大的城市，多麼堂皇的宮室，多麼寬闊的驛道，多麼舒適的傢俱，多麼巧妙的機械，甚至也不在於她發明了多麼精緻的制度和高超的藝術與科學，而在於這種文明造就了何種人，何種男人和女人。正是後者，才代表了這種文明的精華和靈魂，或曰，這種文明的人格。
那麼，中國文化的靈魂是甚麼呢？撇開「出世」的修煉文化不談，在「入世」這一方面，中國文化培養了以「仁、義、禮、智、信」修己治人的、溫良敦厚的一代代中國人，綿歷數千年而不倒，雖然慘遭共產革命的荼毒摧折，今天已然花果飄零，但一線生機仍然不絕如縷，這，就是中華文化的精魂所在。
「仁、義、禮、智、信」的學說，集大成於孔子，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一學說，其實是上古三代社會人倫思想的總結，距今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了。
「仁」是這個社會人倫思想系統的核心。孔子一方面對「仁」有極高的標準，從不輕易稱許別人為「仁」；另一方面，強調仁的實現，不離乎倫常日用，匹夫匹婦都可以親身實踐。他說：「仁者愛人」，「仁遠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換句話說，仁之與否，與一個人的身份地位無關，在任何社會階層，都可以做一個好人。
義者宜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是非觀念或者道德原則。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所分辨的必在是非，小人所分辨的必在利害。漢代大儒董仲舒的警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把「義」的原則表達得更加簡練醒豁。其實，義和利並不矛盾，董仲舒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強調在正義的原則和一時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何者為先的問題。
關於禮，《禮記》曰：「禮也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從宏觀方面說，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規定個人對他人、家族乃至國家的權利、義務的倫理體系；從微觀方面來說，是個人行為的規範和準繩。
智，在中國傳統的概念中，是指一種道德方面抉擇去取的明智，而不是「智商」或者「智慧產權」的「智」。換句話說，是wisdom，而不是intelligence。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區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決定「做甚麼」，「工具理性」決定「怎麼做」。我們所說的「智」，大概相當於韋伯所說的「價值理性」。
關於信，《論語》裡也有很多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項，先去哪個？」子曰：「去兵。」子貢接著問：「如果不得已還得去掉一項，去哪個？」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仁、義、禮、智、信」五種德性存在於一個動態平衡的系統當中，傳統的儒家學者常常把其中的兩項或多項相提並論。如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漢儒董仲舒把五行和五德對應起來，以木為仁，火為禮，土為信，金為義，水為智。以木為仁，是取木的發榮滋長的含義；火為禮，是取火的光華燦爛的含義；土為信，是取土的寬厚誠篤的含義；金為義，是取金的堅貞鋒利的含義；水為智，是取水的隨物賦形、無往不利的含義。一人身上，其實可以兼備五種德性。五種德性的恰當運用和表現，被稱為「中庸」。所以孟子稱頌孔子為「聖之時者也」，就是說，孔子表現出來的人格狀態，極高明而又不驚世駭俗，無往而不恰切，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地，是中國人所推崇的最理想的人格狀態。
從古希臘起，西方文化推崇的德性，如勇敢、節制、正義、謹慎等，勇敢往往排在首位。儒家的「三達德」——「仁、智、勇」，勇排在最後，而且孔子又說，「有仁者必有勇」，勇並不是一種獨立的德性，而是出於無私無我的大愛，把個人的安危榮辱全部置諸腦後的道德勇氣。把「仁」作為最重要的德性，這一點是中國文化極為獨特之處。沿著這條線索推尋下去，可以發現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分際。
在道家看來，道、德、仁、義、禮、智、信，存在著境界高下的關係。《老子》第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失德面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禮之後怎樣，老子並沒有明言。今天離老子的時代也已經兩千多年了，此時的中國社會，可以說十惡俱全，遠遠低於人類社會的最低標準了，思之令人扼腕而驚心！
可是剝極而復，物極必反。中華文明負有獨特的使命，其稟賦博厚，其取徑高明，其歷時悠久。在這個大啟蒙的時代，回顧先賢往哲的遺訓，並以此為坐標思考中國文化乃至整個人類的命運，對於我們重新走回人間正道，有不小的啟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