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亦即喜欢溪钓的普叔公带我去苑里溪钓鱼；他是用毛钩（装假饵的钓钩）钓俗称的“摔溪哥仔”（溪哥仔为俗名，学名平颔鱲）。当年尚无电毒鱼的恶习，溪中鱼族成群，普叔公据说又是溪钓达人，鱼钩也装了四、五支，一起竿钓起两条的，也所在都有。
普叔公终身单身未娶，较父亲大不了几岁，大概不到四十岁吧。有了可观的“钓果”，竟然带我到他常去的酒家。鱼儿就交给酒家的厨师料理，他就等着煮好的鱼儿上桌喝酒，其间就跟酒家女闲聊为乐。四、五岁的小孩儿，当然是“大姑娘上轿子”，第一次上“酒家”，但见好几个打扮漂亮的女人，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衫”（旗袍），把瓜子丢进口中，不用手去取出瓜皮，直接吐出瓜皮，吃进瓜仁；看得我这个小土包子日瞪口呆，瞠目以对。想来这家酒家大概是普叔公常去的老地方，是不是受酒家女“罗汉脚仔”的奚落，带我去显示显示──不结婚一样可以有这么漂亮的小男孩儿跟着我，你们看怎么样？
回来后我就把今天的奇遇，一五一十的说给妈妈听了。后来我稍微长大，听说当时家父不顾以晚辈之身，竟以年龄相若，加上教育子女之名，以下犯上，理直气壮地直接找他的普叔，兴师问罪；而这位普叔也自知理屈，默然无语。这以后普叔公大概嫌我太多嘴，暴露了他的行径，族人尽知，从此“断根”──不再带我“钓鱼”去了。据说后来就带堂弟阿潦去钓鱼，然而阿潦他却少了享受酒家女“嗑瓜子”的特别节目了。
我是在嘉义出生的。当年家父任职嘉义邮局，而在家父辞职回乡前，我一直在嘉义过年幼懵懂时段。据说我孩提时期住在隔壁的欧巴桑，还曾抱过我，而她也不知道当年抱在手上的小男孩，竟然就成为二十几年后的女婿！你说这世界不是既大又太小了，不是吗？
大概在“酒家事件”之前，还在嘉义时，姨母随家母之后。先后都担任过嘉义游局的“交换手”（当年电邮不分家，局内另设电信课与机房，日人称值机员为交换手）。有一天晚上洗过澡，姨母（大我十四岁，当时大概近二十年华）为我换上日式浴衣，带到“交换室”（今称值机房）去玩儿；其实我看还是基于一种显示心理吧──不结婚，我还可以有这么个模样儿的小男孩儿带出来让你们看个够。──但见好多年轻的“日本婆娘”蹲下来，脸带笑容，叽哩瓜哩，亲切的问我话却都是我听不懂的日本话，我也只能默默地傻笑了。
姨母婚前最疼我，她擅于女红，常常缝制日式童装或手编毛衣背心等，寄到苑里给我妈让我穿。当我读商校二年级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败色已浓。所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应召编为学徒兵，低年级地就参加“勤劳奉士”（义务劳动），如建造机场附近的高炮阵地、割草、挖散兵坑及防空洞与开垦荒地种番薯等，几乎无一日不动工，上课读书压根儿就免谈了。
有一天，她要我和哥哥去她家住处空地挖防空洞，这正是我两兄弟的家常便饭，驾轻就熟的小事儿；一个上午，我两就把防空洞给挖好，剩下的就是埋柱架梁与覆盖表土，那是大人的事了。当天中午姨母请我两吃饭──白米饭浇上猪油和龟甲万酱油，配以炒土豆（落花生）。我两好久都没吃到白米饭，猪油和土豆，那真是“尼姑做满月”，视为山珍海味，好丰盛的一餐饭了！后来才知道姨丈任职于烟草局，与烟农多所接触，获有当年“经济统制”（凭户口簿上的人头，定时定量配给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等实物）之外的农产品收受门路。
1945年（民国34年）4月3日，嘉义遭受美军地毯式的轰炸，任其连续烧毁了三天三夜，几乎夷为平地，以致从文化路邮局直接可以望见嘉义火车站。据说当天有一炸弹在姨母防空洞近处爆炸，可是躲进这个防空洞的姨母家人却有惊无险，平安无事。后来据姨丈说防空洞内木材横竖的接合处，以“凿公母榫”接合建筑的都屹立不倒；而以“五支钉”（ㄇ字型钉）急就章钉成的都移位倒榻，残缺不全。我们两兄弟只是用两支锄头与一个畚箕，挖了小小防空洞的土方，却也能对姨母家人有了回馈作用，思之不禁释然。
姨母家最小的表妹阿玲，39年次生，当其未及周岁，仍在强褓时期，姨母有事来康乐街邮局宿舍与家母商谈；忽觉授乳时间已到，乃自告奋勇，骑脚踏车去中山路巷内姨母所住宿舍中，一手抱起阿玲，一手扶车把，骑回来交姨母为其授乳，颇觉意兴盎然。
与妻订婚后，姨母迫不及待要看准新娘；乃不出数日，带着紧张兮兮，尚未娶进门的妻去拜访她。大概听到是任职电信局的现代交换手，与她是二战先后期的同行，而有先入为主的亲切感；加上那是她疼爱的外甥的意中人，爱屋及乌的心情与缘分使然吧；她颇表满意，坚邀再次造访多谈不已。
从小被疼爱，心中一直怀念不已，如今儿孙满膝的这位长者──姨母，于去（98）年8月内因呼吸器官的久病，以93岁的高龄步上了黄泉路，成为不归人，令人唏嘘；也为敬爱她老人家的子孙们永留去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