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03日讯】时节进入暑假的中后段，阿公在被雷阵雨冲刷过的湿凉傍晚骑车出门，这是他每个周末晚间的惯性行程，去找在夜市口摆香肠摊的王菊阿嬷 ( 除了香肠、米肠，最近还加进了裹着厚厚甜面皮的炸热狗。) 一年前阿公替她在“大声公”里开了一个小小的专栏，刊载她的诗作，偶尔充满童心的用字让人丝毫感觉不到阅历的沧桑，阿公一星期会去跟她收七天的诗稿。
他们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聊，像默契十足的老同学，王菊嬷的记性跟听力都被年岁磨耗的逐渐衰退 (记错客人的东西，她就会一直俏皮地吐舌头道歉)，阿公会搬张铁板凳坐在她旁边，帮她沾热狗的面糊、收钱找钱，聊到将近晚餐时间，王菊嬷还会去隔壁卖米粉汤的摊子买两碗白饭，配着包在米肠里，用自家炒的辣菜脯和两根香肠解决一餐。
每次阿公收回来的稿子，都是写在撕下月历纸背后的随性手稿，纸面总是晕着灰色的油渍跟碳烤的焦香，交给阿公之前，她总是会拿不定主意把纸捏在手上，用原子笔涂涂抹抹、一改再改，最后阿公会替她挑选最适合刊载的版本。
“没要紧！慢工出细活嘛！”阿公每次都这么说，虽然我也不清楚这个只占据了版面十公分左右的小专栏，到底有多少人会仔细欣赏，但他们彼此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像解读写满神旨的签诗一样慎重，这小小的专栏是王菊嬷在这把年纪还要独自一肩扛起生活重担的压力里，唯一能悠闲栽植的秘密后花园。
这一天，阿公从下午就接到一通电话，通话的时间很长，阿公一直拧着眉心，收起本来中气十足的宏亮声音，他单手插腰站在电话柜旁，偶尔搔抓着银白色的短发，只是简洁的回应，喉咙发出微微的低吟。挂下电话后，他跟我说要去找王菊嬷，交待我在他出门之后把铁卷门旁的小门上锁，我点头说好，但心中却很疑惑他这次为何不带我一起去。
我坐在藤椅上看电视、吃果冻，瞄了一眼时钟，发现阿公出门已经超过了两个钟头。我不曾一个人被放在家里那么久，没有阿公在看新闻时一直叨叨絮絮的评论说教(更多时候像在自言自语)，虽然充满了电视的吵杂，却很冷清。
我拉开小门走到屋外，把果冻含在嘴里，在冷调的街灯照印下，跳着下午我在门前画好的跳房子，过了十五分钟后，路口传来阿公脚踏车老旧踏板发出的嘎叽声。
“你是按怎低外口？”阿公骑到我面前，跨下脚踏车，车后座多载了一个人。
“叫柑仔叔。”阿公把他轻推我面前说，我抬头看着他沐浴在街灯下的脸，小平头，微壮的身躯，穿着充满咖啡和深灰脏污的白色T恤，胸前写着他的名字“黄皓橙”和一串电话号码，以及“若看到他在路上无目的闲晃，请打这只电话通知黄先生”的字样。水蓝色的即膝短裤，没有定点聚焦的目光和怪异放在胸前扭纠在一起的十指。
“柑仔……叔。”我有些吞吐地跟他点头，他看起来有些在清醒和恍惚之间摆荡的动作，让我有些惧怕地退后了几步。
“王菊嬷住院了，拜托咱照顾伊一阵子。”阿公简单地跟我解释，牵着他走进室内。他身体摇来晃去，像一艘随水漂流的小船，四处张望，嘴里不时发出“呵呵呵”毫无意义的低笑。
他在报社的办公桌前坐下，我像在观察不知名物种一样睁圆着眼睛盯着他，虽然抱持着不确定的害怕，我还是从桌上四散的果冻里挑出一个青苹果口味递到他面前，他很开心地接过，哼出“嘿嘿”两声单调的傻笑。（待续）
（责任编辑：郑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