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5月10日讯】我妹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速写画家，在报上经常发表她的舞蹈速写，很受人们欣赏。她曾为北京市委书记写的诗配过画，并刊登在报章上。要是在平时，这不但不是什么问题，别人还会认为很了不起，很荣幸。但运动一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出了问题，昔日的市委书记，成了被打倒的当权派，与他共过事的，既使只不过配了一幅画的，也成了揪斗对象了。
妹妹和其他名导演、演员、歌唱家，都被揪出来，成立了劳改队，扣上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甚至将女人的头髪都剃光，个个像尼姑一样，每天像犯人似的，做扫地、拔野草的劳动。
我妹妹一向被领导和群众尊为专家，受人敬慕，这一下子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她怎么承受得了。
每天劳动我老远看着她，低着头、皱着眉，我心酸极了。她不像我，每次运动挨批的事少不了我，己成为老运动员了，我还当过兵、吃过苦、当右派劳动改造、扛过二百斤大米，这种扫地、拔草的事，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不会感到有什么面子不好看的想法。可对我那养尊处优的妹妹来说，一是体力受不了，更难以忍受的是人格受到侮辱。
有一次，劳改队拔草，由我将他们拔好的野草用三轮车运走，当我妹妹将草送到三轮上时，她悄悄地对我说：
“三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
我一听她这么说， 吓坏了，我低声既快速又严肃地告戒她：
“千万不能这么想！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一定要忍着，一定要坚持下去！回去好好读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落实了政策，妹妹等人恢复了自由。
由于这些被揪出来的女同志，都被造反派剃了光头，难以见人，由化妆师给她们一人做了一个假髪。
一般人经过这次被揪，又劳改的大折腾，都猫在家里好好养息，谁也不愿探亲访友，或上街，可我们的大导演，又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她才不在乎，几乎每天都出去，上馆子、买零食，大大的补一下前几个月的亏空。
在挤公共汽车时，人已经挤上车了，但假髪却给挤掉了，她不得不高声大喊：“我的头髪！我的头髪！”后面的好心人，总算捡起假髪交还给了她。
我的妹妹更是足不出门，呆在家里，回想起当初不想活的念头，越想越后怕。 她对我说：
“三哥，多亏你让我去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我明白了……运动来了，想开了，也就不想去死了，否则，你现在也见不到我了。”
由于我人虽在文革运动中，但又是局外人，我不得看大字报、不得参加“革命组织”、不得参加各种斗争会（除了我作为陪斗），因此，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各个造反派的纲领，以及谁都可以成立所谓的革命组织，谁都可以造别人的反，说斗谁就斗谁，说关谁就关谁，等等，一点也搞不清楚。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太乱，不成个章法，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来搞革命，为什么原来在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国家主席、红彤彤的延安的老革命家，怎么一夕之间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怎么原来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流电影明星，一夜之间又成了主宰人们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的头头了呢？脑子里完全是一锅浆糊，弄不明白。
乱了整整十年，中共总结为四个字：十年浩劫。一笔勾消。但我自己却从过去对这个党的敬畏、崇拜，而开始产生了怀疑：那就是全国人民，特别是我这个右派，通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光正”的中共，打了无数个问号。
原来你们标榜自己是那么红，比太阳还红，现在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成了黑的了，原来是黑的，一下子又可能变成红的了。难道这就是马克斯、恩格斯所谓的辨证法吗？
27 找对象
文化大革命后，所有被揪出来的领导、群众都释放了，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青年放弃学校被上山下乡，所谓与工农相结合……
我们这些右派，非但没有像造反派当初许诺的那样，给我们解决政治问题，照旧要继续劳动改造。
这年夏天，我们被派到北京远郊延庆县去抢收、抢种，这是一种争分夺秒强度极大的劳动。每次抢收都要到半夜才能收工，回到老乡的住处，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往炕上一躺，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又要开始下地抢收了。
和我在一个小队劳动的，是我们剧院的厨师，姓黄，他人块头大，又胖，人们都叫他大老黄，我们睡在一个炕上。我问他：
“大老黄，我是右派，我得下来劳动，你是什么问题也来劳动改造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解放前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做厨子，也就成了反动厨子了。”
这是什么逻辑……那个甯左毋右的年代，说你是反动分子，你有口也难辩。
我们两人，因同病相怜，我又经常向他请教做菜、烧鱼的窍门儿，因此很谈得来。大老黄有次躺在炕上问我：
“老李，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怎么还不再找个媳妇儿，成个家啊？”
我说：“我这右派，要政治没政治，要钱没钱，一月就那么三十多块，还想成家？谁会找我哟。”
大老黄说：“我还真有那么一位，不在乎你是左还是右，更不在乎你有多少钱财，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北京户口。”
我说我当然是北京户口，我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和一般人相亲的要求，大不相同，不问政治面貌，也不问经济状况，只关心户口。
大老黄这时才笑眯眯的告诉我，这位妇女是他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四十来岁，丧夫，有一个十几岁的患小儿麻痹的儿子。如果嫁一个城里人，无论粮油，布肉票，以及孩子上医院看病都可以解决了。
原来是这样。但我想，我已经没有资格和条件去考虑对方的相貌、文化、爱好和什么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只要对方不在乎我这个右派问题，什么人我都可以接纳。
但我还是担心，我说：她是党员而且还是党支部书记，一点都不考虑我是个右派对她的影响吗？
大老黄说，她在农村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反右运动，对右派一无所知。我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嫌弃我是右派的人，尽管她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农村妇女，我也不在乎了。
我的事我必须去和妹妹商量，她最关心我了。她曾为我找了四五位人选，而且还让家里的老阿姨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妹妹在席间介绍我的情况，说我已五十岁，是做文艺工作，工资不高。对方也自我介绍是四十二岁， 在工厂当检验员，工资也不高，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
双方好像谈得还比较融洽。酒足饭饱后，妹妹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我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事。对方听了就不吭声了，只表示回去考虑后再回答。
我一点都不怪她们，一般四十来岁的妇女，都会带一个孩子，她本人对反右运动可能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牵涉到孩子，问题就严重了。孩子将来入团、入党、参军，都会因为家中有个右派爸爸而受影响。十几亿人，干嘛非要主动去招来一个右派爸爸呢？
四五位都是因为这一问题打退堂鼓了。我和妹妹说，你没有必要做一大堆好菜，让老阿姨白辛苦，以后找人，首先开门见山，先告诉对方我是右派的事，如果对方不在乎，再考虑见面、吃饭。（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