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小說:黑與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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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10日訊】我妹妹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速寫畫家,在報上經常發表她的舞蹈速寫,很受人們欣賞。她曾為北京市委書記寫的詩配過畫,並刊登在報章上。要是在平時,這不但不是什麼問題,別人還會認為很了不起,很榮幸。但運動一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領導出了問題,昔日的市委書記,成了被打倒的當權派,與他共過事的,既使只不過配了一幅畫的,也成了揪鬥對象了。

妹妹和其他名導演、演員、歌唱家,都被揪出來,成立了勞改隊,扣上什麼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甚至將女人的頭髪都剃光,個個像尼姑一樣,每天像犯人似的,做掃地、拔野草的勞動。

我妹妹一向被領導和群眾尊為專家,受人敬慕,這一下子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她怎麼承受得了。

每天勞動我老遠看著她,低著頭、皺著眉,我心酸極了。她不像我,每次運動挨批的事少不了我,己成為老運動員了,我還當過兵、吃過苦、當右派勞動改造、扛過二百斤大米,這種掃地、拔草的事,對我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更不會感到有什麼面子不好看的想法。可對我那養尊處優的妹妹來說,一是體力受不了,更難以忍受的是人格受到侮辱。

有一次,勞改隊拔草,由我將他們拔好的野草用三輪車運走,當我妹妹將草送到三輪上時,她悄悄地對我說:

「三哥,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

我一聽她這麼說, 嚇壞了,我低聲既快速又嚴肅地告戒她:

「千萬不能這麼想!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你一定要忍著,一定要堅持下去!回去好好讀一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工宣隊、軍宣隊進駐,落實了政策,妹妹等人恢復了自由。

由於這些被揪出來的女同志,都被造反派剃了光頭,難以見人,由化妝師給她們一人做了一個假髪。

一般人經過這次被揪,又勞改的大折騰,都貓在家裡好好養息,誰也不願探親訪友,或上街,可我們的大導演,又是延安來的老幹部,她才不在乎,幾乎每天都出去,上館子、買零食,大大的補一下前幾個月的虧空。

在擠公共汽車時,人已經擠上車了,但假髪卻給擠掉了,她不得不高聲大喊:「我的頭髪!我的頭髪!」後面的好心人,總算撿起假髪交還給了她。

我的妹妹更是足不出門,呆在家裡,回想起當初不想活的念頭,越想越後怕。 她對我說:

「三哥,多虧你讓我去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使我明白了……運動來了,想開了,也就不想去死了,否則,你現在也見不到我了。」

由於我人雖在文革運動中,但又是局外人,我不得看大字報、不得參加「革命組織」、不得參加各種鬥爭會(除了我作為陪鬥),因此,我對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各個造反派的綱領,以及誰都可以成立所謂的革命組織,誰都可以造別人的反,說鬥誰就鬥誰,說關誰就關誰,等等,一點也搞不清楚。

我唯一的感覺,就是太亂,不成個章法,但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有人要這樣來搞革命,為什麼原來在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國家主席、紅彤彤的延安的老革命家,怎麼一夕之間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了呢?怎麼原來一個上海灘上的三流電影明星,一夜之間又成了主宰人們生殺大權的中央文革的頭頭了呢?腦子裡完全是一鍋漿糊,弄不明白。

亂了整整十年,中共總結為四個字:十年浩劫。一筆勾消。但我自己卻從過去對這個黨的敬畏、崇拜,而開始產生了懷疑:那就是全國人民,特別是我這個右派,通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偉光正」的中共,打了無數個問號。

原來你們標榜自己是那麼紅,比太陽還紅,現在紅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可能成了黑的了,原來是黑的,一下子又可能變成紅的了。難道這就是馬克斯、恩格斯所謂的辨證法嗎?

27  找對象

文化大革命後,所有被揪出來的領導、群眾都釋放了,幹部到五七幹校勞動,知識青年放棄學校被上山下鄉,所謂與工農相結合……

我們這些右派,非但沒有像造反派當初許諾的那樣,給我們解決政治問題,照舊要繼續勞動改造。

這年夏天,我們被派到北京遠郊延慶縣去搶收、搶種,這是一種爭分奪秒強度極大的勞動。每次搶收都要到半夜才能收工,回到老鄉的住處,甚至顧不上吃飯就往炕上一躺,因為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又要開始下地搶收了。

和我在一個小隊勞動的,是我們劇院的廚師,姓黃,他人塊頭大,又胖,人們都叫他大老黃,我們睡在一個炕上。我問他:

「大老黃,我是右派,我得下來勞動,你是什麼問題也來勞動改造呢?」

他嘆了一口氣說:「唉,我解放前給一個國民黨的大官做廚子,也就成了反動廚子了。」

這是什麼邏輯……那個甯左毋右的年代,說你是反動分子,你有口也難辯。

我們兩人,因同病相憐,我又經常向他請教做菜、燒魚的竅門兒,因此很談得來。大老黃有次躺在炕上問我:

「老李,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怎麼還不再找個媳婦兒,成個家啊?」

我說:「我這右派,要政治沒政治,要錢沒錢,一月就那麼三十多塊,還想成家?誰會找我喲。」

大老黃說:「我還真有那麼一位,不在乎你是左還是右,更不在乎你有多少錢財,唯一的條件就是你必須是北京戶口。」

我說我當然是北京戶口,我問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怎麼和一般人相親的要求,大不相同,不問政治面貌,也不問經濟狀況,只關心戶口。

大老黃這時才笑眯眯的告訴我,這位婦女是他們村裡的黨支部書記,四十來歲,喪夫,有一個十幾歲的患小兒麻痹的兒子。如果嫁一個城裡人,無論糧油,布肉票,以及孩子上醫院看病都可以解決了。

原來是這樣。但我想,我已經沒有資格和條件去考慮對方的相貌、文化、愛好和什麼個人的動機和目的,只要對方不在乎我這個右派問題,什麼人我都可以接納。

但我還是擔心,我說:她是黨員而且還是黨支部書記,一點都不考慮我是個右派對她的影響嗎?

大老黃說,她在農村根本沒有經歷過什麼反右運動,對右派一無所知。我想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不嫌棄我是右派的人,儘管她是黨支部書記,又是農村婦女,我也不在乎了。

我的事我必須去和妹妹商量,她最關心我了。她曾為我找了四五位人選,而且還讓家裡的老阿姨做了一桌可口的飯菜。妹妹在席間介紹我的情況,說我已五十歲,是做文藝工作,工資不高。對方也自我介紹是四十二歲, 在工廠當檢驗員,工資也不高,還有一個十歲的男孩。

雙方好像談得還比較融洽。酒足飯飽後,妹妹才吞吞吐吐地說出我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事。對方聽了就不吭聲了,只表示回去考慮後再回答。

我一點都不怪她們,一般四十來歲的婦女,都會帶一個孩子,她本人對反右運動可能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牽涉到孩子,問題就嚴重了。孩子將來入團、入黨、參軍,都會因為家中有個右派爸爸而受影響。十幾億人,幹嘛非要主動去招來一個右派爸爸呢?

四五位都是因為這一問題打退堂鼓了。我和妹妹說,你沒有必要做一大堆好菜,讓老阿姨白辛苦,以後找人,首先開門見山,先告訴對方我是右派的事,如果對方不在乎,再考慮見面、吃飯。(待續)#

責任編輯: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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