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孟子道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千古名言,其刚正、博大的气魄深受历代文人仰慕。他们甚至化用这句话为名取字,时时激励自己,其中最知名者有唐代的孟浩然,还有元代的一位名臣兼文学大家——张养浩。
为吏清正简朴
张养浩,字希孟,他和他的家人把对孟子的崇敬之情都赋予这个名字中了。他并非生于什么豪门望族或者书香世家,不过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平民人家。祖上事迹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的祖父参过军,父亲经商有道,积累丰厚资产。张养浩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品德,《元史》就说他“幼有行义”。
年幼时,张养浩在路边捡到遗落的钱财,失主都已经走远了,他还是立刻追上去还给人家。十岁时,张养浩就已经废寝忘食地读书了,父母担心他太过用功会伤身体,便出言劝阻。他就假装听从,白天默默背诵读过的书,等到深夜家人都休息了,他再点灯偷偷苦读。
天分加上勤奋,张养浩早早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十六岁时,他写了一首《过舜词》,表达了对大舜孝行和上古淳风的向往。两年后,他登上珍珠泉畔的名胜白云楼,眺望苍茫浩渺的水波,突然心潮澎湃,文思亦随之喷涌而出。他挥笔创作了《白云楼赋》,吊古思今,写下“括万象于宏敞,飞四阿于鸿冥”等大气磅礴的句子。
很多人都认为元朝的读书人地位低下,张养浩却是因才学步入仕途生涯的奇人。他凭借《白云楼赋》,文名显耀缙绅间。山东按察使焦遂读过他的文章,立刻拍案叫绝,破格召见这位少年才子,并推举他做了东平学正[1]。几年后,张养浩入京城求仕,向平章政事不忽木献书,其文才又一次打动了伯乐,被推荐做了礼部令史,后进入御史台。
这时的张养浩并不算是做官。因元代官制的特点是由吏入官,即政府官员不由科举取士,而是从辅佐官员的基层胥吏中选拔,叫作“出职”。胥吏通常要等待很多年才能“熬”到出职。张养浩就在吏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做了十几年。有一天他生了病,不忽木亲自探望,望见其家徒四壁,不由感佩道:“这才是御史台真正的助手啊!”
终于在三十六岁那年,张养浩担任堂邑县令,完成了由吏入官的跨越,成为一名真正的朝廷官员。但他的官并不好当,堂邑县穷山恶水,官舍是个凶宅,乡里还有盗匪成群,恶霸横行,几任县令都无力改善。张养浩却抱着邪不胜正的正念,一到任就大大方方住进了凶宅。
为官刚正敢言
张养浩不仅住在凶宅中安稳无事,在县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三十多所供奉邪灵的祠堂。县衙原有旧盗初一、十五必须向官府报到的惯例,张养浩毅然废除这项管制,对手下说:“他们本是良民,因饥寒所迫才做了强盗。官府已经对他们施加了惩罚,如果还把他们看作强盗,就断绝了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旧盗纷纷喜极而泣,互相告诫:“毋负张公!”
虽为小小县尹,张养浩在任三年,除豪民、缓刑罚,让正气重回堂邑,深受百姓爱戴。哪怕他离任十年,堂邑县人仍为他立碑颂德。此外,张养浩有机会广泛接触底层官吏与百姓,对国家政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完成了《三事忠告》中的《牧民忠告》。他官声甚佳,很快就被召回京城,做监察御史,监督官员行为,评议朝政阙失。
朝堂风云变幻,张养浩再一次认真履行职责,写下《风宪忠告》,而且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他反对朝廷设立尚书省,直陈其弊,“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御史台的大臣将其奏疏抑而不报,他亦大声疾呼,“御史既言,却不呈报皇帝,要御史台有何用”!
当时的元武宗准备在南郊祭祀天地,临时称病派大臣代为主持。结果典礼上突然刮起大风,冻死了许多人。张养浩认为,这是因为皇帝找了不当的人代理祭祀,上天才降下灾害警示。
议政之余,张养浩仍在思考国家政务,洋洋洒洒写下一份万言书。他针砭时弊,痛陈当朝“十害”,分别是“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2]。出言恳切刚直,却因此得罪许多权贵,张养浩被革除官职,贬为平民。他担心祸及自身,便改名换姓逃遁出京。
第二年,倾慕汉文化的元仁宗即位,他爱惜张养浩之才德,重新召回重用,张养浩迎来政治生涯的黄金期。仁宗重开科考,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主持科举,他向皇帝建议,首开科举不宜过严,即使对落榜考生也要给予一定照顾。由此,张养浩为朝廷招致大批名士。这些名士登门拜谢,张养浩却避而不见,传话说:“诸位但思报效国家,何必感谢我?”
一心为民 逝于任上
第二次入朝为官,张养浩又先后担任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重要官职。位高权重的他,依然不改犯颜直谏的个性。元英宗时,皇帝想在宫里张灯结彩,欢度佳节。他就立刻上书: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民间尚且禁灯,朝廷更应谨慎遵守禁令。如果在宫中挂满花灯,玩乐事小,引发的忧患却很大,皇帝应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
英宗看过奏疏,先是大发雷霆,继而又高兴地说:“如果不是张希孟,绝不敢这么说。”不但取消放花灯的计划,更赏赐张养浩财帛,以表彰其正直不阿。然而就在那一年,张养浩突然辞官归隐,后来元朝皇帝六次征召,他都拒绝出仕。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彩灯事件而避祸保命,也有人说,那一年张父亲去世,张养浩是为了向父亲尽孝。
更深的原因,或许是他在官场浮沉数十年,看倦了政权更迭、党派斗争,如果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不如选择独善其身的归宿。但是在朝廷第七次征召时,张养浩终于同意,接受了陕西行台中丞的官职。这并不是他改变了初心,而是因为那一年陕西大旱,爆发了大饥荒,他是为了黎民百姓临危受命。
赴任前,张养浩变卖所有家产。他不顾年迈体弱,星夜兼程,于途中展开赈灾工作,遇饥者救济,遇死者下葬。经过华山时,张养浩在祠庙中泣拜祈雨,感动上天连着两日降下甘霖。到达任所后,他又在社坛祈祷,随即大雨如注,有三尺之深,令谷物自生,缓解了旱情。
通过了解民情,张养浩发现,当地百姓用纸钞换取米粮时,米商常因纸钞模糊而拒收,奸吏又借机舞弊,兑换的新钞币值不足,还常常拖欠,令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张养浩亲自清点钱库,为百姓发送代用券,用于买米,再令米商持代用券兑换新钞。他还上请朝廷实行纳粟补官,下率富民捐粮,费尽心力解救百姓困境。
从到陕西以来,张养浩一连四个月都住在官署,白天在外救济灾民,晚上就虔诚祈祷,一心为民毫不懈怠。每每念及受灾的百姓,他就忍不住抚胸痛哭,最终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逝于任上,享年六十岁。关中百姓听闻他的死讯,纷纷哀悼如同父母去世一样悲痛。文宗皇帝根据他一生的政绩与德行,为他追赠官爵,赐谥号“文忠”。
道德博闻曰文,虑国忘家为忠,“文忠”是古代仅次于“文正”的崇高谥号,也是古代文臣所向往的哀荣。历代名臣如颜真卿、苏轼、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等人,皆得赐此佳名,流芳后世。
张养浩从一名出身普通的儒生,终成为一代名臣,他的仕途也算是非常顺遂了。然而真实情况是,他一生跨越八朝皇帝,正处于元朝政局动荡之时;尽忠职守直言进谏,多次让自己处于风口浪尖的危险境地;不顾老迈之身七聘出仕,为赈灾济民而病逝。
他做官不为富贵荣华,只是出于忠君报国的理想以及爱民如子的仁心。张养浩学习孟子,涵养一身正气,而文如其人,他笔下的诗文同样气势澎湃,充溢于天地之间。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儒家美德。
注释:
[1]学正是古代文官官职名,是基层官员编制之一,元朝的国子监、礼部、行省与各级路、州、县的学官都可称学正。
[2]十害的大意是:对宠臣赏赐太重、责罚太少、滥封官爵、监督不力,朝廷的土木工程太多,役使民力太频繁,官员投机取巧的太多,社会风气太奢靡,异教人士太骄横,挑选宰相的标准太宽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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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