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乱世自警】治身以“不药”为药

文/宋宝蓝
曾国藩画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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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曾国藩遍历朝野风云,看尽人间百态。在官场的熔炉中,令他劳心劳神的事实在不少。辛苦筹建湘军,朝廷无法支付他一文军饷,全凭他绞尽脑汁理财养军,为大清保住了江山。曾国藩长年呕心沥血,保养身体也是他面临的一大课题。

他在书信中,提到一些有趣的观点,诸如治身以不药为药,养生要诀“惩忿窒欲”“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等等。他列举了一些实例,提醒弟弟们保身之道不在于服药多少,而在于修身养德。

曾国藩对待一切事都采取“尽其在我,听其在天”的态度。他在养生之道上也是如此。他说:“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体格强健的人好比是富人,因为戒掉了奢侈而更加富裕;体格赢弱的人好比是穷人,可以因节俭而得以自我保全。

养生要诀,他提倡古人所说的“惩忿窒欲”。“惩忿”也就是减少恼怒,“节啬”就是截窒欲望。比如一个人喜好功名,争强好胜而导致用心太过,用尽心机,这些都属于欲望一类。他曾说,一个人的心境不应该太苦,应该活泼开朗,养出一片活泼生机,这是去除恼怒的办法。

他还认为“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寿命长短,有无疾病,一概听天由命,没有必要再费心妄想,再去计较。“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祗,皆妄想也”,那些多吃补药,求神保佑健康的做法,在曾国藩看来都是妄想枉然。

随着曾家门第声名显赫,曾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曾氏兄弟为国立功,朝廷封爵重赏曾氏一门,地方官员也不敢怠慢。曾国藩本人收到了不少补品补药。后来他发现,全家大小,不分老幼,几乎没有人不吃药,而且所有的药都花费不菲。有的甚至吃补药,还吃出了毛病。他的四弟澄侯(曾国潢)春天吃了很多补药,夏末又吃了很多凉药,到了冬天又吃很多清润之药。曾国藩劝弟弟最好先停药,用饮食调养。并叮嘱他若非大病,不要吃太多药,“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养生的方法,在于谨慎饮食,节制欲望,而不在于吃很多药。劝弟弟如果不是生了大病,决不要多服太多药。平常养生,尽可能在“慎饮食、节嗜欲”上多下功夫。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正值中年。47岁的他肝肾出了问题。他对沅弟曾国荃等人说,中医说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他意识到现在的眼病,以及夜晚失眠,都是因为肝郁不畅,心火太旺所致。他意识到焦虑忧心,怨天尤人的心态不仅难以处世,也不利于修身养德,养德不够就很难保持身体健康。于是他写了“平和”二字,再三叮嘱弟弟,与其共勉。

每当同僚或亲朋生病,曾国藩每次劝别人都是以不吃药为上策。“余阅历已久,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亦不可多”,以他的经验,感觉有病时,决不要吃药;没病时,可偶尔吃些补剂调理身体,但也不能太多。

同治元年(1862年),季弟曾国葆得了一场大病。曾国藩写信慰问弟弟,并为他轻率用药感到忧心。于是他给季弟讲了几个例子,即不吃很多药,也能痊愈的事。

他说起幕僚吴彤云因为病得极其严重,已经交代了后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人转交给曾国藩。其它的事曾国藩都一概答应,惟独劝他不要再吃药。吴彤云停药后,一连十一天都没有再吃药,在七月十九日这天出现了转机,他的恶疾减轻了十分之四,呕吐等症状也减去了十分之七八。曾国藩坚信,这可保他不会再出现大的变故。

同年五月末,湘军将领李希庵(李续宜)也病得很严重。曾国藩写信告诉他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李希庵停药一个多月后,病情也已痊愈,而且咳嗽已经止住了。吴彤云和李希庵二人,都是停药不吃药后,收到了明显效果。曾国藩还提到曾家的塾师邓寅皆,“邓寅皆终身多病,未尝服药一次”,邓寅皆一生有不少病,但始终不曾吃药。曾国藩知道季弟太迷信药物,而且特别喜欢换药方,劝他不要过度依赖药品。谆谆嘱咐弟弟按照他的话去做,以不吃药为戒。

每到春天,曾国藩都担心沅弟(曾国荃)的肝病发作,所以每次写信,都会关切地询问他身体近况。曾国荃每每应答都含糊其辞。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曾国藩收到沅弟的书信,看到其中几句话“肝病已深重,痛苦疾病已形成。我逢人便发怒,遇事就忧心”。曾国藩知道了沅弟身体的实情,于是回复弟弟说道:“这病不是药所能治疗,必须得将万事看空。遇事不恼不怒,疾病才能逐渐减轻。犹如蝮蛇咬手,壮士要斩断其手,才能保全生命。弟弟你若想保全性命,应当把恼怒当作蝮蛇,戒掉恼怒不能不没有勇气,恳切叮嘱!”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同时受封爵位。至此,曾家门庭达到鼎盛。曾国藩将养生、保家之道相提并论。他认为,家道长久,不在于倚仗一时的富贵和官爵,而是依靠祖上留下的家规。不是倚仗一两个人的骤然发迹,而是依靠家族众人的维持。如果某天罢官回家,无论对待老亲旧戚,还是贫穷族人,他都不会怠慢,对待贫穷与对待富贵一样。在兴盛时,要想到衰落时,家运基础自然深厚坚固。他保家运,也保健康。为此提出了五条保养方法,其中二条即是克制嗔怒、节制欲望。

同年,曾国藩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师围剿捻军。因劳心伤神,他的眼睛愈加昏蒙不明。很多官员来探望他,他仍坚持不服药之说,平常靠静坐、念经、内视等办法为自己治疗眼疾。眼睛昏蒙不清,曾国藩反省己身,作了一幅对联自警,对联是:
“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
两眼沐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谈到这方面的道理,《庄子》中也有个例子,有个叫张毅的人,到处拜访交往富贵人家,但不知道养身健体,结果四十岁时死于内热疾病;而西晋的石崇希望通过吃药保持强健的体魄,但他却残忍好杀又贪恋美色,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古代先贤懂得既要养生,也要养德,二者不可偏废,才是真正的保养之道。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全书》第247页,248页,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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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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