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钓鱼郎
市场前面靠近华盖路那部分被鱼档、肉档和菜档所占用，也还是从前的格局，只不过老板换成共产党，从前的小贩档主现在都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可服务态度却真的不敢恭维。
那里行人稀少，摊档前门可罗雀，即使有顾客也是买完就走。原因无他，人们没有那么多的鱼票和肉票，配给的额度其实也少得可怜。且他们并不容你挑来挑去，否则必定会恶言相向，服务态度之恶劣无出其右者。
我们售卖鳝鱼（鳗鱼）的地方被称作自由市场，那里可热闹得多，也更多姿多彩了。有把自留地种的瓜菜、养的鸡鸭拿来摆卖，换取金钱帮补家用的；有把捞来的鱼虾在这里贩卖的；有把在珠江支流钓来的淡水鲈鱼在这里开刀零售的，那鱼确实太大了，由二、三斤到十多斤的都有；有不用肉票的猪肉，那是完成共产党下派生猪配额后，把余下的份额拿到这里贩卖的近郊农民，当然售价就较高了。
自由市场里还有一对奇葩夫妇，肥祥和白眉祥嫂，他们就住在市场里叫“水巷”的一间没有窗户、白天也因光线不足而变得漆黑的约二十平方米的地铺里。五短身材却有个肥肚皮的肥祥，和顶着二条半白眉毛的祥嫂原本都是街道委员会在“自力更新”时期，在山上种粟米、蕃薯的开荒队员。
待风气过去后便返回街道，成为“待业人员”，可他们得生存、得养儿育女啊！要知道这里是没有“失业救济金”这些的，“待业”这个词倒是很流行。平日里他们在自由市场收购那些最小的小虾，煮熟后放在门口曝晒，去壳后做成虾米，部分在市场零售，部分卖给出口公司，而虾壳卖给养鸭的人。
其实他们的正职是倒卖粮票、布票，当然还有各式票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出得起价钱，都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某个时段里，他们曾被当作典型的反面教材来批斗，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挖社会主义墙脚！假如这对夫妇不是“正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监牢里肯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自由市场上多了一些刚死的鳝鱼出售，都是年轻人在卖，还是我认识的呢。三言两语奉上一支香烟就什么都问清楚了，共产党要搞活农贸市场，容许老百姓自产自销他们的农作物呢。
大家都是不听话并叛逆的“待业”半大年轻人，马上一拍即合。买鱼钩、鱼丝线，削竹片制作鱼杆，最少准备二十枝。到小河里拔鱼藤草磨水，淋到认为有大蚯蚓的地上，不一会很多大蚯蚓就从地下钻出来逃命，这就是鱼饵了（冬季时用活的虾），到鱼塘钓鳝鱼去！
和我合作最多的是“大扁鱼”黄家强、“跛鬼”李顺和叶东。说起叶东是老相识了，那家伙的身世也是很凄惨的：父母都是沿街叫卖收购破烂的小贩，后来闹离婚，他变成无家可归的假孤儿，抱着唯一的破棉被到处流浪，后来寄居在远房亲戚家的门廊边，两餐都得自己解决，共产党没有给他半点帮助。
跛顺也是一个人独居，“地主成分”的老爸没了，后母不和他一起过，他在印刷厂当木器维修工，微薄的收入令他极难受。
只有大扁鱼和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他的老妈到香港佣工去了。
还有一位浑名叫“七亿人口”的李老哥，带着老婆及五个女儿从广州回乡谋生，并屈居在八闸一间过去曾是有钱人大屋的一个门厩的板间房里。为什么不能继续在广州生活？他不愿多谈，估计是得罪了共产党吧？
傍晚时分携着竹框网袋，带上蛇药开始上路，开始时步行到半小时路程左右的鱼塘区，后来不行了，附近的农民都知道我们的存在，还有附近的鱼塘也太少了，后来发展到步行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路程的鱼塘区。
到达后随便选一个集中地点换了衣服，二、三人分别往不同的方向下钓，这里鱼塘多得很，前后左右都是，渔获是肯定有的，只是数量多寡而巳，霉运时可能少得可怜，好运时二、三人合起来可能有三四十斤。
深夜三时后收钓，回程走路。翌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扣除晚饭和支出，每人均分约有三到五元不等，有时也会更多，当然有时会颗粒无收。
最近钓鱼大军中多了一个不定时出现的人物，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他的狗血故事：陈精琪，一个精瘦的高个子年轻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幺，他之上还有四个哥哥，可是“一门五杰”却一向目中无人，气焰熏天。
除了那老大因为出道早，在糖厂谋得一个职位，算是有个铁饭碗，余下的都沦为劳动服务站的骨干“待业人员”，不得已各出奇谋，碎石仔、起桩、到糖厂做季节工……
他们的父亲因为曾做过小生意和拥有过几亩薄田，于是被评为工商地主，在惊天地泣鬼神的上山下乡大潮中，小陈哥毫无例外地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多年后从华仔口中得知，在整个县城里那一个巴掌就能数齐全的偷渡客当中，小陈先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街知巷闻的特例、异数，他老人家在偷渡香港数年后竟灰溜溜地跑回老家，并整日足不出户窝在家里养伤，心灵和钱包的重伤！
道听涂说是他在成功偷渡到香港后确实曾挣到过一些银两，当时我曾八卦追问华仔，小陈先生在香港从事哪些行当？得到的却是似是而非的答案，由此便可肯定并不是什么正当的职业了。可能是他抵挡不住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诱惑，钱财都被骗去了，他老人家受不住那么大的打击，精神有些错乱了，这也是题外话。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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