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只要地里有吃的东西,我们就都去偷。
春天,地里的麦子刚刚灌浆,我们就钻进麦地里,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摘下一把麦穗,放在手心里使劲搓揉,去掉壳毛就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山坡上的豌胡豆刚刚鼓起肚子,我们就爬上山去,偷偷摘上几把,剥了豆角皮就吃。有时吃得嘴角直流青水,也不敢拿回家去煮熟吃,一旦被人逮住,不但要抓去游村,还要被绑起双手吊在屋梁上做“鸭儿浮水”。
夏天,地里的嫩玉米刚能用牙齿啃下来,我们就钻进齐身高的玉米地里,捡那嫩甜的玉米棒子使劲地啃,填饱了肚子才回家。
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我们山里只有红苕可偷。偷红苕要用工具动静大,容易被人发现,我们的行动都放在晚上进行。夜深以后,我们带上铁锹口袋,趁夜幕的掩护摸到地里去偷红苕。地势低洼的苕地里,泥土板结,找不准红苕的具体位置,我们就爬到山顶上的苕地里,那儿泥土疏松,有的红苕根块还暴露在泥土外边,一挖一个准。
我们不能多偷,因为生产队天天有干部进屋搜查,每次只能挖够吃一顿的红苕。家里的铁锅在“大炼钢铁”时就献给钢铁元帅了,没有锅煮饭,我们就把偷回来的红苕放在陶器罐子里煮。
煮饭有烟雾,屋顶一冒烟,什么都暴露了。我们把煮饭时间都放在后半夜。那时候,检查的干部都睡觉了,我们点燃火放心地煮饭。往往把红苕煮熟吃进肚子,火灭灰冷以后天才麻麻亮。
我们生产队有个瞎子名叫陈朝安,六十多岁了,我们叫他么公。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山上偷红苕的地里相遇了,“么公,你怎么爬上来的?不怕摔下去吗?”我们问。
“摸着爬来的,睡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悄悄爬起来了。”他说,“只要偷回去能吃顿饱饭,就是摔死、被干部打死,都值得了。”
他挖得非常吃力,因为眼睛看不见,全凭手在地上摸。我们把挖出来的红苕倒在他的布袋里,叫他慢慢下山去,不要摔倒了。他很感动,一边往山下爬,一边说我心肠好,今后有出头的日子。
他没有被摔倒,但是他偷红苕的事被发现了。他把偷回去的红苕只吃了一半,另一半舍不得吃给藏了起来。干部检查屋子时,把他偷的红苕翻了出来。瞎子么公被抓了现行,队干部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用黄荆树条没头没脑抽打他,要他供出同伙的名字。
他很坚强,无论干部怎样拷打他,他都说是他一个人干的,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说他是饿得实在受不了,才上山去偷的。老子已经吃了一顿饱饭,你们就是把我打死也没有关系,做个饱食鬼总比做个饿死鬼好。
干部们拿他没有办法,吊打一阵之后只好把他放下来。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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