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先生因“八九”入狱。《铁窗百日》是此经历的回忆。
三 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铐，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墙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水泥地面很干净，没有垃圾没有草。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个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原来这些寂静空院里别有洞天。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灼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接着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声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象。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什么身份？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么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么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着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约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约三十公分。铺板油光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暗淡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着。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长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六 时间与禁忌
以前在劳教农场、劳改农场、劳改工厂都呆过，一直以为，那就是所谓坐牢。这次才知道，有些人同样的罪名，就这么关在牢里坐着。这就对了，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书上都说，监牢里有个放风的制度。这可没有，我们一天到晚，都关在屋里。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期，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着的。这个或者那个日期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刻者不知何处去，残痕犹锁壁间尘。不知道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他大概没有想到，岁月在流失而又流失。带着他们的青春，带着他们的精力。他大概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和生活，也不会停在那里等他。到他出去的时候一切都会不同。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断开了。在那个日子之前，一概都不算数。但是你不算数，它依然存在，以致打发它，成了一件困难的事。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
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装警察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日三餐，顿顿米饭。当然限量，但大家一天到晚都坐着不动，没觉得不够。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萝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裸体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
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余。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着生满脓疮的屁股，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着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 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我们这号子就是。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惟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人，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字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着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分，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 “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它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 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着，学坐禅。盘腿，闭目，舌抵上颚，拇指相对。但无法放松入静，更做不到意守丹田。闭着眼睛乱想，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虚耗。以致虚火上炎，渐渐地积聚起一股子躁气、火气、和邪气。无法从现实中超脱，是我缺乏修养的证明。想到这个，我就生气——恨自己不争气。
那天我就这么坐着，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回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那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出乎意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聚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迭搪瓷饭盆，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着眼睛，趺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呯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号子里鸦雀无声。一个老犯人拾起丢在铺板上的小头的裤衩，洗了，挂在水龙头上。
我坐了很久，忽然想到，有一次在中山门，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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