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杰出的战略家﹑军事家——袁崇焕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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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岳飞于谦袁崇焕是华夏著名的道德﹑智慧的典范﹐四位名将对中华五千年半神文化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各有侧重。韩信的贡献在于“兵学及其运用”﹐岳飞的贡献在于“忠”之内涵﹐于谦的贡献在于“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等﹐袁崇焕的贡献在于战略上。

恶势力为破坏中华半神文化﹐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违反自然规律﹐以给人造成“这样做会不得好”的错觉﹐将华夏子民引向背离及淡忘传统文化﹑智慧﹑道德的歧途﹐以便破坏华夏子民的正气﹐进而毁灭中华民族。恶势力对韩信﹑岳飞﹑于谦﹑袁崇焕的志向及所为是极端害怕的﹐因此不择手段﹐对他们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极端迫害﹐而其中对袁崇焕的迫害是最恶劣的。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原籍广东东莞,从祖父那一代起,迁居广西藤县。袁崇焕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趁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袁崇焕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袁崇焕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并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

1617年(万历45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后金。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由总兵官杜松率领的明军主力—西路军。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后金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杜松临阵犯错﹐下令全军点起火把﹐后金兵见状用箭向明军猛烈射击﹐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明兵主力全军覆没。其它各路明军大惊﹐不久﹐明朝其他各路进攻部队都相继溃败。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衽阵亡。

这一年﹐袁崇焕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2月誓师辽阳,3月间即四路丧师﹐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他那时在京城,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袁崇焕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之后,明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这一年﹐袁崇焕到北京来报告职务。由于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自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袁崇焕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这时﹐后金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

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他的豪语使朝中大臣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不久袁崇焕即到了山海关。

后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经考察宁远地势﹐袁崇焕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1622年9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后金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对于防守辽东﹐击败后金﹐袁崇焕有其极其独特的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后来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部分。

当时的明王朝可说是一条千疮百孔的大船,风雨飘摇,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辽东边患是这条船上最大的漏洞。辽东军费,称为“辽饷”,明初每年只用白银40多万两,万历年间增至200多万两,天启年间增至300多万两,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老百姓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袁崇焕认为,长此以往,等不到后金军队打进关来,各地官逼民反,激成民变,明王朝就会垮台。也就是说,明王朝不会在军事上被后金打垮,却会在经济上被庞大的军事拖垮,以后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

袁崇焕又认为:后金表面上虽然强悍,实际上也很脆弱,他们经济落后,物资缺乏,日常生活所需,要靠边境贸易或者掠夺得来。如果断绝边境贸易,采取以守为攻,积极防御的战略,使他们掠夺不到任何物资,他们就会支持不住。用不着劳师费饷,发动大军出征,只在边境建造坚城,长期固守,以逸待劳,就能以最少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战果,得到最后的胜利。

他所提出的的恢复大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言人所不能言。他并不光是纸上谈兵,而是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1626年初他固守宁远,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努尔哈赤因伤致死,其子皇太极继位。次年5月,皇太极亲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据城力守,又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这连续两次大捷,正是袁崇焕本着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所取得的。且不说他料事如神,至少可以说他颇有远见。

他虽然一再获得大胜,却挡不住朝廷里许多言官的攻击。攻击他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呆子,这些文官不能理解他以守为攻的战略,批评他只守不攻,畏敌不战,使他极其为难。另一类是魏忠贤的阉党。当时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但袁崇焕不买魏忠贤的帐,既不行贿,又不逢迎,阉党对他极为仇视,千方百计要排挤他。他无法应付,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战略,只好称病辞职。魏忠贤本来对他不满,这时正好批准他辞职,夺了他的兵权。

袁崇焕去职一个多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到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惟命是从。皇帝是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生祠。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继承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不是魏忠贤的对手。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轻,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突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200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

1628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并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即请赋予全权。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大功。

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

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要承担重任,难免会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何况把敌人弄急了,敌人也可能会用反间计。)

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万里驰援,既劳师糜饷,劳民伤财,又损耗国力,削弱自己。

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己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

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作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边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兵力与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边患。

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抓紧时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命令的总兵毛文龙;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工事。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

皇太极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顺利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踞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麾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那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他在与一些汉人幕僚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首先就是袁崇焕。所谓“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击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地,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

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隙可钻。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20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坚信某一个人(他在位17年,一共换了50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账,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于是皇太极立即付诸行动。他们有计划地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他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地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1629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

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以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到了长城之外。

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一团。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指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在盛怒之下,将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和议”。最后袁崇焕被被处凌迟,其尸身被不明真相的百姓所食,家属充军。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辽东前线,一片混乱。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

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三位主角都是反抗侵略、保卫华夏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所冤杀。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是宋高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有可能实现。

恶势力对袁崇焕所作所为的害怕胜过对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军事家﹐这也正说明袁崇焕所创造的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中最容易危及恶势力的所要﹑所想的。由于恶势力对袁崇焕的害怕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因此所采用的酷刑也是最残酷的﹐不仅如此还让老百姓恨他﹐远离他。这都是恶势力故意干的﹐是为了使人淡化对袁崇焕所创文化之注意。

按照正常的自然规律﹐袁崇焕至少是其所开创的文化维护了大明朝﹐最后使后金向大明朝投降。袁崇焕极受大明朝人(包括后金)崇敬﹐最后于1644年左右善终。袁崇焕过世后﹐后金改为大清﹐入关建立清朝,似乎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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