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西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隐居以求其志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子同意“道不行矣”，但他仍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第十八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
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𫗦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道德与政治的矛盾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在《离骚》里，他写道：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愈来愈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或许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时，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德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德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
摘自《空谷幽兰》 法鼓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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