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反交流、精神分裂、歌舞杂耍……民众对漫无条理已经见怪不怪、娱乐得麻木不仁……”。这是在说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电视吗？不，是二十多年前的美国。
读及这段文字，国人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倍觉诧异：不是说美国电视新闻很专业吗？怎么会在三大电视网寡占的年代，美国电视就已经是这副德性？二是了然于胸。原因也许又有两种。
责怪科技的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电视这种形式本质就只能这样”，往昔的美国、今日的台湾，无足为奇。责怪商业的人说，利润归私的竞争动能，早晚逼使业界走向恶质，也就有此表现。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国凤凰城两地方电台因抢拍警察追捕逃车的新闻，直升机对撞，四人死亡，只不过是电视的荒谬面向，是新闻界的悲哀也是卑微的注脚。
本书是历史之作，约有十种语文译本，脱胎于一九八四年书展讲演，经扩充与提炼而成。作者藉由对比印刷阅读与电视影像，推演主要观点：“审查令人反感，也必须反抗，但审查的影响却微不足道；查禁不会严重妨害自由；电视显然笑里藏刀，它不妨害且还扩大自由；电视经济制造耸动话题，我们不断收视，然而却没有人禁止我们自娱”。
虽然同属“媒介环境学”（林文刚教授认为，这个译词比媒介生态学，更能传达media ecology的含意）的重要启发与援引来源，波兹曼在很多地方与麦克鲁汉不相同。假使只是说他“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恐怕是错失了作者的真正意图。
在本书最后三章，波兹曼所展现的人文与民主启蒙认知，格外明显。第一，作者破除了媒介环境学是科技决定论的印象。波兹曼说：“电视节目可以刺激学习兴趣”，这就是说，影音图文各有适宜的寄托形式，人们所要传达的内容不同，便应当各自寻觅相应的媒介，借此才能达到最佳表达效果。
然而，如果没有注意这个最佳结合得有制度配套，那么情况将要走样，变成“依循媒体商人指定的方式”，致使生活其间的人走入“娱乐致死”的胡同，无法自拔。个人的遁逃空间将极其有限，群体的开创余地也见困难。第二，既然要求有制度的配套，那么，厌恶科技的人，不时作势或愤怒发言，表示要将电视逐出生活之外（“消灭电视的四大论据”、“关电视机运动”等等），波兹曼也就歉难同意了。“邮差”（作者姓氏的意译）带来的是希望、是媒体素养教育努力迈进的方向。
媒体素养与媒体环境学所要导引的媒体批评，大概很难回避这类问题的探讨，乃至于知识澄清与扩散的行动规划。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创设第四年、也是波兹曼谢世的二○○三当年，睽违美国七、八十载，有关（特别是电子）传媒的结构改造运动再告“风起云涌”。它的动能与成绩，尚难高估，可以确知的是，这样的运动需要波兹曼这样的书与识见、需要媒介环境学的投入与支援。◇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