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51)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刚上初中时，我因为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一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初中的课本已经让他们感觉吃力了；二是父母需要挣钱，抽不出更多时间管我；三是我那时实在不自觉，心野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初中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就这么着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镜片一块三毛钱；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算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家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父母和我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把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那次我父母到北京提彩电时，还顺便买回了一只金华火腿，每天吃饭时就弄点五花肉放一小块火腿一起蒸，于是整个五花肉都是火腿味。那时的火腿非常香，那味道让我二十年无法忘记。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又在超市里买过一些火腿，吃起来却全然没有了那种香味。后来，电视里曝光说现在做金华火腿的，都用死猪、病猪来做，有些肉都臭了；为了驱赶苍蝇，竟然往火腿上加敌敌畏。这个节目看得我毛骨悚然，再也不吃火腿了。除了金华火腿，还有道口烧鸡，湖南腊肉，南京月饼，山西假酒，有毒大米，地沟豆油……有时我真感到悲哀：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吃？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用功：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名？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专门复习要考中专的（【注】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算干部编制，录取分数线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况不好或者认为考大学有风险的学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复习考中专），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咱们一言为定！”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应届生的第一名。过年前，孔老师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与老态龙钟的、北极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么的不同啊！我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前莫斯科广播电台总是称中国政府为“北京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久就改成了“我们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