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将扫罗描绘成犯过许多大错的年轻人,然而正如画中的他伸出双臂拥抱新的使命,在他前方还有多年的传教生涯。卡拉瓦乔没有选择像其他艺术家那样让扫罗的脸隐而不见;而是让扫罗在观众眼前变成了保罗。
西洋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喜欢描绘精神信仰人物,而且将人物摆放在人间自然环境的场景之中。乔托‧迪‧邦多内(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年)是引领这项潮流的艺术家。他的创作能引起一般人的共鸣,鼓励大家相信神与尊重自然,就如同高速公路上的路标,引领着你前方的道路。他擅长描绘神迹场景,展示信仰的力量,以及经由“相信”而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
寻找完美的云彩不必环游世界。英国艺术家约翰‧康斯特勃喜欢在英格兰萨福克地区自家附近绘制风景。他1821年写信给好友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说:“我应当把我熟悉的家乡画好。”康斯特勃在试画和绘画作品里呈现的云彩滋养了我们的身、心、灵;而且,只要在自家后院抬头就能找到。
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到底是谁?宙斯——挥舞雷电的众神之王和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Mnemosyne)生有九女,合称“缪斯九女神”。缪斯是公认带来灵感的女神,她们启发了人间的音乐、诗歌、舞蹈与知识。
西恩纳市政厅议会大厅墙上的壁画洛伦泽蒂与乔托( Giotto, 1267─1337 年)身处同一时代,而洛伦泽蒂开始绘制西恩纳市政厅议会大厅墙上的壁画时,正逢文艺复兴揭开序幕。这几幅壁画描绘近300位人物,寓言角色位于较高的位置守护着西恩纳的百姓,这些在城市或乡下从事日常活动的百姓。
《园中苦祷》是普桑刚到罗马时所绘,那是在他作为古典主义画家声名鹊起之前。他受到了最出色的前辈艺术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的影响,也从古希腊和罗马艺术中汲取了营养。普桑在画中创造的场景是如此宏伟高眇,观看这幅画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痛苦”,而是信仰、希望,还有谦卑。
西蒙‧彼得扎诺不但是艺术史学家,更是著名的巴洛克绘画大师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老师。然而,他却只被认定是一位有能力但不出色的艺术家。仔细检视可知,历史上有许多艺术家的贡献着重在奠定基础,而让杰出的后辈得以在日后崭露头角成为大师。彼得扎诺可说是个绝佳例子,他迈出的第一步成就卡拉瓦乔日后的完美。
专家们早先断定,维米尔的绘画是从单色素描开始着笔。华府的研究员们在这四幅画上应用显微镜分析和先进的成像技术,发现维米尔以宽阔粗放的笔触在这些画上涂了底色,再铺陈其构思的形状、颜色与光线。研究小组甚而指出,维米尔在《持天平的女子》一画的黑底色中掺入了含铜化合物,以加速颜料干燥。
如果“戴红帽的女孩 ”开口说话该多好!在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年)的画中,她从椅子上转身直视着我们。自然光从她脸旁流泄而过,照亮了张开的嘴唇,辉映着眼中略显顽皮的光芒,仿佛她几个世纪前就已知道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策展人、科学家和研究员们会发现什么:维米尔有一间画室,他在那里带徒授课,和助手们一起创作。
杜勒在色彩的运用上比凡‧艾克更加纯熟,在描绘自然体态上又比波提切利还更加真实。不过,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于此,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也对他评价极高。杜勒的作品也后续影响了巴洛克风格,他的透视(在绘画中创造出立体空间感)技法也是那时候最杰出的。
为了追寻人类存在的真相,李奥纳多从人体外在的生理形式回归到人类的心灵层次。他在研究过肌肉骨骼系统之后,推测如果深入研究神经系统,应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情绪对人体表情的影响。然而,研究过神经系统后发现,仍不足以证明神经系统是影响人类情绪最主要的原因,李奥纳多知道还有更深层的东西直接负责这部分。
惠斯勒的作品“艺术家母亲的画像”——一位黑衣端坐的老妇人侧面身影,已然成了美国早期文化的一种象征。这幅画构图精妙平衡,色彩简约;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严谨与坚毅。母亲的脸部画的很柔和,这也是他的人像画惯有的特色。作品之所以在美国大萧条期间能抚慰许多人心,因为她的确是一种美好的美国母亲形象。
20世纪彩色印刷技术和大量发行技术的创新,使得马克思菲尔德‧派黎胥的作品受到百万民众的喜爱。派黎胥以其经典的新古典主义板画、儿童读物插图、广告图画,以及著名的流行刊物的封面设计,如《生活》(杂志)、《时尚芭莎》(台译哈泼时尚)等,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所有受雇于拉斐尔、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画家也称得上是有福之人,因为任何一个追摹他的人都会发现,他已经载誉抵达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样,所有学习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勤奋之人,都会受到世人尊敬;甚至,会由于在为人正直方面与他相像,而赢得上天赐予的福报。
奥罗拉别墅从17世纪的辉煌时期以来,持续饱受时间和贪婪的摧残。到了19世纪,投资失败使得庄园腹地缩小到今天的半英亩。1896年,摩根大通(J.P. Morgan)曾考虑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买下庄园。卢多维西收藏的最好的104件雕塑于1901年卖给意大利政府,而卡拉瓦乔和格尔奇诺的钜作依然在别墅中屹立不摇。
拉斐尔的遗体得到了荣耀的安葬——那是他高贵的精神所应得,参加葬礼的艺坛同行无不悲伤哭泣,一路跟随至墓地。他的逝世也为整个教廷带来巨大的悲恸,首先因为他长期担任过侍从官(Groom of the Chamber),同时也因他深得教宗厚爱,后者闻知噩耗,为之痛哭流涕。
拉斐尔却不是这样,尽管举步维艰,但为了学习米开朗基罗的画风,他从头脑中清除了皮埃特罗的样式,彻底摆脱了后者的风格,从大师再次变身弟子。已是成年人的他硬着头皮研习,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在学东西最快的稚嫩年纪也要耗费多年才能掌握的东西。
拉斐尔为红衣主教科罗纳(Colonna)在画布上画了一幅圣约翰像,其优美让主教珍爱备至。但碰巧主教生了一场大病,治愈他的医生雅科波‧达‧卡皮(Jacopo da Carpi)向他索要此画作为赠礼;他对雅科波深怀感激,为了满足其愿望而割爱相赠。此画现归佛罗伦萨的弗朗西斯科‧贝宁坦迪(Francesco Benintendi)所有。
密友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委托拉斐尔为府邸的第一敞廊作画。拉斐尔为这项创作绘制了所有草图,并亲手为壁画中的许多人物着色。
不可能尽述这位艺术家作品中每一最微小的细节——它们纵然无声,却仿佛能开口讲话:就说画作下方的底座,上面绘有教会庇护者和捐助者们的众多形象,每个人物两侧各有一人,合围成边框。一切都彰显着精神、情感与思想,色彩如此协调,可谓尽善尽美。房间的天顶出自他的老师皮耶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的手笔,出于对艺术启蒙恩师的回忆与爱戴,拉斐尔不愿破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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