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後座議員的生活總是那麼激動人心而又緊張忙碌，有一次我竟暈倒在議員餐廳，令我的男同事們驚恐不已。我把儘量多的時間用在議會和各後座議員委員會中，也定期出席保守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的活動，像哈囉德‧麥克米倫、拉布‧巴特勒、伊恩、麥克勞德和伊諾克‧鮑威爾這樣的保守黨內的傑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這樣才華橫溢的年輕的保守黨記者都常到這個俱樂部演講。
這個時期，晉陞和成功的自然途徑是臍身政治中心並成為保守黨內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黨政治家必須避免成為「反動分子」。沒有什麼別的可比擁有這一標誌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職業上的損害了。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缺乏生氣。儘管如今人們普遍認為60年代的道德敗壞及社會和經濟遭受破壞的形勢主要指1964年後的工黨政府執政時期，保守黨則應對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義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保守黨在60年代初確實處在它不常有的自嗚得意的階段。1959年麥克米倫以壓倒多數贏得了勝利，其影響隨後持續擴大，這一切甚至使無黨派傾向的評論家也認為保守黨是「現代化」的政黨，而以「布帽形象」出現的工黨則面臨淪為永久性反對黨的危險。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對我們說，如果保守黨策略得當，未來的25年裡我們都可以政權在握。
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什麼動力促使人們對政策作認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進行哲學反恩。當時保守黨內主要爭論的是伊恩‧麥克勞德的「爬出非洲」的論點。年老的右派們抱怨英國放棄了對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數部落農民的責任，把權力交給了城鎮中毫無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這些人不久將成為獨裁者。以後的時間表明了這些擔憂似乎是有預見性的；但在60年代初期它們看似在戀戀不捨地追求幾乎已隨歷史消失的帝國。保守黨議員中一小部分熱情洋溢的人支援這種批評意見；而我們大部分人則認為伊恩‧麥克勞德把保守黨的殖民政策「現代化」了，因而支持他。
回顧60年代的情況，奇怪的是，儘管保守黨日益嚴重地擔心自己失去對當代發展潮流與時尚的把握，它實際已開始不瞭解普通保守派百姓的本能和願望。在涉及工會、移民、法制和向第三世界援助等不同問題時情況如此，而在涉及經濟管理的問題時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這倒不是通貨膨脹的問題，1959年冬到196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而且直至1961年夏季前一直不到5％，但是收支平衡問題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當時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如控制信貸、提高利率、尋求國際貸款以支撐英鎊、提高稅收及一定模式的收入政策等，這些措施在以後的15年中變得家喻戶曉。
當時看不到那種後來產生「賽爾斯登人」和撤切爾主義的反思、伊諾克‧鮑威爾正在推行麥克米倫主持的最大的公共開支計劃之一的建造醫院的10年計劃。只有少數後座議員（包括新上任的約翰‧比芬）準備就反對收入政策和支持對通貨膨脹進行金融控制的問題進行辯論。的確，對通貨膨脹（對失業而言）的不健康的擔憂一直被當權者們視為反映了英國社會中沒落階層（如領取養者金的固定收入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保守黨總部想像中的新興的、活躍的「年輕經理們」的利益，後來領養老金的固定收入者讓我們在諸如奧爾平頓和米德爾斯伯勒西區這樣的保守黨腹地的補缺選舉中領教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一切，加上1962年開始的一系列醜聞，標誌著麥克米倫保守主義自嗚得意時期的結束。隨後的幾年裡我們經歷了失敗，成為反對黨，最終進行了反思，保守黨人本能地放棄了家長制，開始了保守主義的新的風格。
儘管任後座議員時期我與政府和保守黨內主流的正統派之間的關係沒有出現太大的麻煩，我卻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雲直上的年輕保守黨人中的一員。我有自己的理想。對於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我感到不安，僅僅是有點不安而已。但對於一個信仰財政穩定、自由企業的創造潛力和社會紀律的人來說，確有許多事情值得擔憂。
對我們的經濟管理瞭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認真地聽取了保守黨後座議員奈傑爾‧伯奇的發言，他嚴厲批評政府沒能控制公共開支。政府的論點是，只要經濟繼續增長，就可承受公共開支的增加。這就迫使我們實行過分擴大需求的政策，而當它對收支平衡或英鎊產生壓力時又猛然收回這種政策，這正是1961年夏天的情形。財政大臣塞爾溫‧勞埃德推出了一個緊縮通貨的預算和我們的第一個收入政策——「暫停支付」。另一項作法當然是把稅收保持在必要的水準之上。財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稅上漲，特別強調要制止逃稅和漏稅，通過不斷擴大國內稅收權限來達到此目的。作為一名稅務律師，也源於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歡賦予官僚們更多的權力，我對這一問題反應強烈，並幫助「保守黨法律界人士協會」寫了一份批評性的報告。
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應徹底糾正刑事政策中時尚的自由派傾向，於是發言並投票支持一項有關用樺木條或答杖抽打年輕重犯的新條款，我們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當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在當時盛行的輿論氛圍中，我知道這一條款會使我遭受那些自視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評論者的奚落。但我的選民們並不這麼看，我們右派議員中的許多人也不這麼看。儘管新條款被徹底地擊敗了，這是可想而知的，卻有69名保守黨後座議員投政府的反對票而支持這一條款。這是我黨自1951年執政以來的最大一次黨內造反，議會督導辦公室對此頗感不悅。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黨方針投票的情況。
1961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謂豐富多采。我一直關注著外交事務，其中佔主導地位的事件是甘迺迪與赫魯曉夫之間關係彆扭、蘇聯人建起了柏林牆（議會就此開會討論）、與本國關係更密切的是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開始的談判。也有種種關於內閣改組的猜測。儘管我的名聲稍稍受損，我還是有理由認為自己可能是改組的受益者。
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處於公眾的注意中，這不僅因為關於肉體刑罰的演說，為居住高層住宅的學齡前兒童缺乏必要設施的問題我與弗林特東區的工黨議員艾裡妮‧懷特一起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由於當時大量設計低劣的，可怕的高層樓房正拔地而起，這一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不過，我自認為可以從改組中受益的理由很簡單。派特‧洪斯比一史密斯已決定辭職去追求她的商業利益，而人們往往認為保持政府中婦女的人數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我甚至得到了關於我的未來職務的已不算很隱晦的提示。據消息透露，有兩個位於正空著，一個是航空部，另一個是養者金部。即使我更鍾情於航空部，在當時我也明白他們不會把這個位子交給一名年輕婦女。
話雖這麼說，當電話響起、我被召去見首相時，我並不想掩飾自己的興奮。唐寧街10號正在進行大規模整修，於是海軍部大廈成了哈囉德‧麥克米倫相當豪華的臨時寓所。我已對他形成了強烈的個人印象，這不僅來自他在議會或「1922年委員會」的演講，也來自他到我們「新議員會餐俱樂部」作的演說，那一次他大力推薦迪斯雷利的《雪畢兒》和《科寧斯比》作為政治讀物。儘管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迪斯雷利的書能吸引哈囉德。麥克米倫，他的文風過於華美，不太對我的口味）我現在已明白，麥克米倫實際上比他的外表更複雜和敏感，但當時我似乎更相信他表面上顯示出來的特點。無論是與甘迺迪總統達成交易、鞏固友情，還是向大聲咆哮的赫魯曉夫輕鬆幽默地回敬幾句表示輕蔑的話，哈囉德‧麥克米倫在國外的確是英國的傑出代表。
在內、外政策方面，麥克米倫總是為其歷史感而引以為豪。他試圖在兩個超級大國問建立和諧的關係，也強烈地相信英國的命運繫於歐洲，在這些方面他深受兩次世界大戰經驗的影響。就像他常提醒我們的那樣，他確實是為數不多的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倖存議員之一。他喜歡經濟增長更甚於財政穩定，長期以來他相信計劃的好處，這是他為防止30年代的通貨緊縮和失業現象的反應，當時他任蒂斯河畔斯托克頓的議員。據說他任財政大臣時官員們曾統計過他一週內共提過多少次「斯托克頓」，歷史的教訓總是教會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對戰爭的起因和資本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原因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從格蘭瑟姆的角度與從斯托克頓的角度看待事物會產生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