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将岳阳楼修葺一新，又选唐宋诸贤诗赋，或题壁，或刻石。其中最为醒目的当然还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过，范公之记并未记岳阳楼之形制、结构、雕梁、画栋，而是备述洞庭之景，诸如霪雨霏霏若何，薄暮冥冥若何，春和景明若何，皓月千里若何，全文三百七十余字，写尽洞庭万千气象，却写不尽范文正公心中的岳阳楼之大观。
说起来，范公大书岳阳楼记时，其实并未如文中所说“登斯楼也”，而是远在邓州，为之千里传神。盖因其人胸中自有大千境，况乃一楼乎，故而信手拈来，直抒胸臆，便可传诵千古。譬如《岳阳楼记》开篇，写“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更何尝不是范公胸次之写照。
回顾有宋一朝，堪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时代。欲致君尧舜、能积极入世、以气节相尚，几乎是有宋贤士大夫之共同特质，而这一特质之形成则直接与宋朝兴学重教、发明道学有极大有关。众所周知，宋初虽继晚唐五代之余绪，而大抵因中原板荡既久，故而普遍状况是文教粗备、学术未兴。这显然不同于有宋一朝日后文治天下、通儒辈出之状况，而回溯这一转折变化，则不能不说范公于之大有力焉。
正所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志，范仲淹少年即有奇节，他两岁丧父，长于继父家，偶然间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即矢志自立门户。而他苦学修身之经历，当令我辈汗颜。史载他先于长白山醴泉僧舍与一同窗苦学三年，每日早起煮米作粥，放凉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食之，只加数茎断齑，稍佐以盐，如是者三年。后来离家游学南都，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来困怠则以水洗面，至于平日饮食，依旧是粥。有人见其清苦，特备盛馔以享之，范仲淹却担心自己一旦享用美食，再难安于食粥，终究只能望肴馔而停箸，啖冷粥而如故。如此数年，惟潜心于圣人之书，大通于六经之旨，著文立论必本于仁义忠信。
盖有此深厚之修养，所以公之为人皆持重有圣贤风。还是在南都读书的时侯，一次，真宗驾幸，都人空巷往观，而范仲淹却依旧只读圣贤书，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去观瞻，他却说“异日再见也不迟”。说这话时，范仲淹只有二十几岁，而能沉稳如此，毫无后进浮薄之气，足见其器识之远大。其后，范公虽未大用于真宗朝，却终于仁宗朝成为一代名臣，而他务求宏远、不急功近利的作风，无论为政、治兵、治水、兴学，皆可见之。
故然，说起范文正公，人多称其庆历新政，抵御西夏、安抚羌人、修海堰、办义庄等等，然而，制度者，朝夕之令也，事业者，一时之盛也，而公之卓然千古又岂在朝夕一时之间乎？而吾所以推重范公者，全在其人之道高德迈，实开有宋一朝之风气，堪为贤士大夫之精神领袖。
天圣五年（1027年），范文正公应宰相晏殊之请，掌教应天府学院，他督学训导有方，勤劳恭敬，以身先之，故而一时四方学者辐凑。此间，范公常于讲经论道外，议论天下之事，慷慨陈词，无所顾避，鼓舞正气，所以，这一批学子中，不仅日后多有以文名扬声于场屋者，还有以忠义立身于朝廷者，更有以道学开拓一代世风者。
譬如被称为发理学之先声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泰山孙明复，当日即受学于范公门下。彼时，孙明复尚为一介白衣秀才，家贫不能奉养老母。范公爱才，常资助四方寒儒，闻听此事后，即于学府中为孙秀才寻了一个学职，月得三千，使其能安心于学业。孙秀才亦不负厚望，专心笃学，不舍昼夜，终成一代之师。
景祐元年（1034年），范文正公知苏州，继续兴学重教。其先，范公得南园之地，占家以为他要买地置业，告之此地将有公卿辈出。范公大喜，就地建学，既成，有人以为太广，范文正公却极有信心地说：“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时，当日的孙秀才已名动天下，范文正公修书一封，请他前来吴中讲学。同时又请来另一位与孙复同学于泰山、日后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先生，吴学自是而后，甲于东南。
康定元年（1040年），范文正公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以御西夏李元昊之兵。这一年，另一位日后的理学开山张载前来谒公。此时的张载年仅十八岁，往谒范公极言兵事。范文正知其为远器，于是引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遂劝其读《中庸》。后来张载学有所成，开理学之一派，世称张横渠。
然而说起范文正公的这些兴学重教、扶植人才的政绩，竟多是发生于他被贬之时，在苏州如此，在饶州如此，在润州如此，在邓州亦如此。及范公位至参政，条陈十事，所谓庆历新政时，兴学亦是十条之一。其后新政被罢，唯有兴学一事，仍然保留。想来，范公不论际遇变化，始终积极于传道授业，扶树大义，此真范公之大器识、大功绩之所在。而南宋大儒朱熹对范公尤为尊仰，赞其“心量广大高明，可为百世师表”。
当日范公写《岳阳楼记》，大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时候，正值新法被罢，外贬邓州之际。范公在邓州任所，依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办学兴教不稍懈怠。他于邓州建百花洲，修览秀亭，建春风堂，造藏书阁，名之花洲书院。自此，在百花洲的芳洲明月之下，范仲淹与诸生文友们常常“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归”，而邓州从此文运大振，文士辈出。
可以说，范文正公虽然庆历新政未告成功，虽然屡因直言获罪外贬，却也恰因其遭逢逆境，却能不为外物所动，持身以正，终为天下之表率，后世之楷模。而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刻于岳阳楼石屏之上，亦镌为宋士大夫座右之铭，更使后世君子旷百世而相感，想来，这不是远比新政之法、海堰之利、御敌之术更为远大的文明不朽之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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