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對詩歌好壞以及風格好壞的評價都是因人而異的﹐2000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誰﹐沒有幾個中國人知曉﹐更不必說其著作了﹐這就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不同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不同價值觀念所導致的非正常標準的一種體現.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理想都未能逾越陞官發財和揚名立萬的模式﹐那些高雅的隱士也無不盼望“伯樂”的知遇﹐能有真正獨立人格而進行自然化寫作的實在寥寥無幾﹗我不讚同也不會充當某個利益集團的文化打手﹐但也從來不願把自己刻意標榜成一個似乎與眾不同﹐出類拔萃的人。
任何理論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這是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都不需要別人贅述的﹐但不能因此而停止爭辯﹐正所謂﹐“有辯論才有真理”﹐辯論是產生真理的必要過程﹐很多“事實”其實並不一定就是事實﹐如當今教科書對抗日戰爭的記敘﹐對韓戰的記敘﹐對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敘﹐對林副統帥死因的記敘﹐都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但少有人去爭辯的﹐缺少必要的爭辯就必然將人引入一個指鹿為馬的誤區﹗
詩歌只不過是人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但詩歌的情感表現並不一定等同于詩歌創作者本人的道德水平﹐一個文學上造詣非常的人在道德上或許就是一個流氓無賴﹐余秋雨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對於新詩與舊詩﹐我們不能因其格式的不同而以相異的眼光去看待它們﹐對於某些人批評新詩“西化”的言論﹐我們沒有必要與他針鋒相對﹐那樣只會說明我們自身心胸的不夠開闊。當然﹐新詩應當負起的使命並非就只有對傳統文化單一的傳承﹐更應該有對新文化的發掘和對傳統中糟粕的擯棄﹗
當下的中國頗流行浮躁﹐所以一些自以為是名流的人喜歡用玩弄晦澀來吸引人的眼球﹐這對於那些並無真才實學的人來講﹐實際上是一種附庸風雅。一個優秀的詩人並非只懂得寫詩﹐他同時是一個社會其他領域的熱心關注者﹐因此﹐我們要想從詩人的角色上體現人生的最大價值﹐還是不應該對某些不良現象視而不見和聽之﹐任之﹐當今很多詩人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
詩歌的邊緣化只是在如今的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不能因此而停止詩歌的創作﹐因為詩歌的原本目的就是為了表情達意﹐陶冶情操的﹐倘若我們的詩歌寫作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我寧願不寫詩﹗
寫詩的同時就要做好迎接批判的準備﹐有時甚至還要做好進文字獄的準備﹐尤其是在寫那些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很強的詩的時候。優秀的詩人都是寂寞的﹐沒有寂寞就沒有靈感﹐有人慨嘆蘇東坡的才為世屈﹐殊不知其才華的產生與他書劍飄零的人生際遇之間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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