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基石，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神传文化，特别是朝代更替的历史部分，作出了极其卓越的心血付出。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历时十八年，后来又经删削改定，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史实纪录。
此书在司马迁辞世后才渐为人知，汉宣帝时期，由其外孙杨恽的推崇与传布，《史记》终于得以流行于世。唐宋以后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与喜爱，盛传至今。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7 年），字子长，西汉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家族在战国时代效忠于秦，在军事方面颇有贡献。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博学的人，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着《论六家要指》（“指”与“旨”通用）一文，对流行于当时的先秦各家六大主要学说──儒、道、墨、法、名、阴阳的长短，进行了中肯的批评。汉武帝时恢复太史一职，任命他为太史令。司马谈怀有著述历史的构想，着手搜集史料，也有可能完成了部分初稿。
父亲的这种作为，对司马迁的启蒙教育极具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 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有很大的裨益。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转移给司马迁，司马迁流着泪说：“儿子虽然不才，情愿将先人所积存下来的重要史料，全部加以编撰，不敢缺略！”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最严肃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重责：谢绝宾客之知情造访；舍弃与变卖屋室居家之产业；日夜所思所想，全都是如何竭尽其棉薄之才力，一心经营份内职务，以求报答于主上和完成父志。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孜孜不倦地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充分准备。
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又受命主持改革历法，制成新历，名为“太初历”。“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历法史上一次大变革，它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对农民生活与农业生态颇有建树。接着就开始了继承史实编撰的工作，亦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在这期间，不巧发生了一场巨变。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领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和斥骂李陵。司马迁看不惯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而分析李陵兵败之因，实乃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
他曾一度想到自杀，又想到著述尚未完成，不应轻言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在著述历史中求得心安与完成父亲的未竟之愿。
司马迁曾撰有《报任安书》，这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即腐刑──男子割势、女子幽闭，与墨、劓、剕、大辟，并称五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冤屈；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的心声。
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可在其他人眼中根本与宦者无异，但他的著述工作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动力。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着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心路历程。
太史令也称太史，官职名。相传夏代末已有此职。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身为诰命大臣、掌管编撰、记载史实的司马迁，在面对屈辱时做出的抉择──隐忍苟活、完成父亲遗志的宏愿，是文臣不折的气节，是忠君无怨的表现，是太史直书的职分！
而他对于与自己没多大交情的李陵变节一事，却能按理分析，站在他人立场设想，不惜触怒龙颜直言不讳，那更是同朝为官之情、同为朋友尽道义之交的表现！我认为这也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最佳诠释。
无论如何，能用正面的积极态度处理逆境，过后必定获益匪浅，将来再度面对困难，肯定更容易解决，这样的人，必得上天护持而能有一番大作为。
（事据《汉书 ˙司马迁传》、《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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