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基石，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華民族神傳文化，特別是朝代更替的歷史部分，作出了極其卓越的心血付出。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歷時十八年，後來又經刪削改定，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疆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史實紀錄。
此書在司馬遷辭世後才漸為人知，漢宣帝時期，由其外孫楊惲的推崇與傳佈，《史記》終於得以流行於世。唐宋以後受到文人學者的重視與喜愛，盛傳至今。
司馬遷（約西元前145—前87 年），字子長，西漢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司馬家族在戰國時代效忠於秦，在軍事方面頗有貢獻。父親司馬談是一個博學的人，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指》（「指」與「旨」通用）一文，對流行於當時的先秦各家六大主要學說──儒、道、墨、法、名、陰陽的長短，進行了中肯的批評。漢武帝時恢復太史一職，任命他為太史令。司馬談懷有著述歷史的構想，著手搜集史料，也有可能完成了部分初稿。
父親的這種作為，對司馬遷的啟蒙教育極具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談到，這一次遊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 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有很大的裨益。
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司馬談去世。臨終前，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轉移給司馬遷，司馬遷流著淚說：「兒子雖然不才，情願將先人所積存下來的重要史料，全部加以編撰，不敢缺略！」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最嚴肅的心態來對待自己的重責：謝絕賓客之知情造訪；捨棄與變賣屋室居家之產業；日夜所思所想，全都是如何竭盡其棉薄之才力，一心經營份內職務，以求報答於主上和完成父志。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孜孜不倦地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充分準備。
在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他又受命主持改革曆法，製成新歷，名為「太初歷」。「太初歷」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曆法，也是曆法史上一次大變革，它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訂入曆法，對農民生活與農業生態頗有建樹。接著就開始了繼承史實編撰的工作，亦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在這期間，不巧發生了一場巨變。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李陵領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和斥罵李陵。司馬遷看不慣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而分析李陵兵敗之因，實乃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
他曾一度想到自殺，又想到著述尚未完成，不應輕言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在著述歷史中求得心安與完成父親的未竟之願。
司馬遷曾撰有《報任安書》，這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即腐刑──男子割勢、女子幽閉，與墨、劓、剕、大辟，並稱五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冤屈；由於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的心聲。
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可在其他人眼中根本與宦者無異，但他的著述工作卻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動力。到了太始四年(西元前93年)，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後，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心路歷程。
太史令也稱太史，官職名。相傳夏代末已有此職。西周、春秋時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為朝廷大臣。身為誥命大臣、掌管編撰、記載史實的司馬遷，在面對屈辱時做出的抉擇──隱忍苟活、完成父親遺志的宏願，是文臣不折的氣節，是忠君無怨的表現，是太史直書的職分！
而他對於與自己沒多大交情的李陵變節一事，卻能按理分析，站在他人立場設想，不惜觸怒龍顏直言不諱，那更是同朝為官之情、同為朋友盡道義之交的表現！我認為這也是上天有意的安排，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最佳詮釋。
無論如何，能用正面的積極態度處理逆境，過後必定獲益匪淺，將來再度面對困難，肯定更容易解決，這樣的人，必得上天護持而能有一番大作為。
（事據《漢書 ˙司馬遷傳》、《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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