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3)
（二）搬离蔡家场
我很明白，对我个人的落实政策的进展之快，全因毛泽东淫政之下共产党的分化，没有对宋殿宾的十三年惩罚；没有张文澄再次复职；没有孙起孟和刘昆水这些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民主党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发现，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凭什么说调动就调动了？我算“右派”中与命运抗争的一个特例。
工厂的劳动人事部门虽有许多调进调出的事。但工厂管理者并没有引进人才的热情！自从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后，超编制的企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求调人首先要得到本单位头头的点头。其依据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厂长指令，根据从后门涌进来的亲朋关系，掌权者进行着权力交易的平衡。
求调人若没有很硬的‘臂膀’，在调动时，必须准备给工厂人事部门送上一份满意的礼物。一切摆平以后才能谈调动！至于调进的人，是否合乎工厂发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会摆在第一位。
所以，没有关系的人要调进一个企业，提着调令和档案来人事科，科长会坐在太师椅上接过介绍信，连看都不看就塞进了抽屉，不屑的回答你：“等领导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若急着问：“要等多久？”那科长必会冷冷的答道：“办事得有个过程，这工厂又不是为你办的。”
当我提着档案袋到重庆农用专汽制造厂到厂长办公室报到时，接待我的党委办公室周主任，接过介绍信后，满脸堆笑，热情表示对我欢迎。他说：“新上任的厂长李友正缺得力的帮手，只是眼下工厂还相当困难，所以不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请我暂时克服一下。只要工厂一有起色，什么问题都好说。”
据说这位周主任原来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李厂长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区委的组织部长。我一来就碰上了这种与地方亲上加亲的裙带关系，知道这本是中共基层组织多年形成的关系网，同这些多年吃党饭的人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以我为人耿直的秉性难于适应，所以还是对他们取回避为上策！
所以我从进厂的第一天开始，就像孙悟空撞进了玉皇大帝的蟠桃会一样，应付着眼花缭乱的新环境，适应它，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由于农用汽车厂没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刘启建商量好，暂住在天生桥她的父亲的旧房子里。
我们的家便于1984年8月底搬离了蔡家场，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后，只剩下母亲和我，费尽周折，我们才重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们举家迁到北碚不久，接到刘昆水先生寄来的信，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里的老师转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再度重复我骑马找马的老生长谈。
母亲在北碚区参加的编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当年在北碚炼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考查的患难之交，原卫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长李秀贞在卫生局申办了一个为病人就诊的门诊，取名缙云咨询门诊。
母亲在李秀贞的邀请下，参加了这个门诊所的组建，并在正式挂牌营业时，担任门诊的挂号和财务工作。这个门诊集中了北碚地区有相当名气的老医生，他们除了医术，还保持着较良好的医德，所以，求诊者门庭若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