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卢文南(1)
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亲在下班回家的归途中，与一个拖着板板车，穿着褴褛的中年人邂逅相遇，当那名汉子走到母亲身边，突然把板板车停了下来，并且呼喊“妈妈”时，她才认出对方来。
原来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电力学校的同学，名叫卢文南。他的母亲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与我的母亲在北碚练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1962年母亲从炼铁厂调到蔡家医院时，她仍留在北碚炼铁厂。
卢文南与我的弟弟在电力学校毕业后，两人同时下放蔡家农村，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算得上黑崽患难之交，只是卢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当1967年弟弟贸然离开蔡家场时，卢文南却因害怕没有跟着去，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弟弟一去不返，卢文南随即也离开了蔡家场，从此以后，两个孩子便与我的母亲失去了联系。
现在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他，顶着一顶破草帽，遮着那张冷得铁青的脸，瘦削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作抖。认出他时母亲几乎惊叫了起来，蔡家一别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看到这孩子了，而今见到他如此狼狈，不但十分可怜他，还勾起她对失踪多年小儿子的思念。
弟弟失踪当天，母亲曾到他们住的那间小茅屋里找到他，问起弟弟去向，卢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个被人遗弃的乞丐儿，心中好不心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车停在路边，牵着他的手问他妈妈现在那里？
文南只是摇头，好像有许多苦水堵在心里不能吐出，母亲牵的那手正在发抖。看看时间，已近六点，天正黑下来，便在附近面馆里给他叫了两碗杂酱面，一面仍不停地询问他住在哪里、母亲的近况以及他现在如何谋生？
卢文南在那面馆的长板凳上坐定，两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态使母亲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向他提问，他依然一声不吭。等到两碗面端上小木桌，他并不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他那饿极的样子，母亲心里想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定现在也像他一样，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个城市哪条街口？
第一碗面已经下肚，文南脸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点红晕，精神似乎也恢复了一些，才慢慢地讲话：他的母亲已于前年死于肺癌，当母亲撇下儿子而去时，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便是几十年来母子相依为命，所住文星湾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几十年来没有变化，那里是北碚区的贫民窟。留给文南的两间破瓦房还是解放前他父亲购置的遗产，那时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当雇员。
“解放”以后，共产党以他的父亲历史罪抓捕了他，那时文南仅只有八岁。后来母亲好不容易通过民政部门，谋到了一个在西师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工作，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没想到1957年他的母亲被划成了右派，从此更大的灾难便降临到他们娘俩头上。
把两碗面吃完，卢文南继续讲自已的遭遇：母亲获得西师平反后，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图书馆工作，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给她办了退休手续，每个月发给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俩就靠这点退休金维持着活命。
卢文南多次去找电力学校和街道，要求给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们说你是一个弱智，什么都不能做。母亲多方托人，始终求职无门。
后来妈妈单位工资改革了，物价也跟着飞涨，几次退休人员增加的工资抵不上猛涨的物价。1982年基本生活物价涨了两倍，而她的那点退休月工资却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母亲终于病倒，因缺钱上医院，只找了小巷里的游医抓了点草药，聊以应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时，已经难以起床，医生诊断说她得了肺癌。
母亲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求一条生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由儿子搀扶着到街道办事处，请他们可怜他们母子两的悲惨命运，无论如何在她死前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职业，以求谋生，哪怕是扫大街，或拉板车当苦力，只要有口饭吃怎么都行。
在那个年代里，街道办事处之类的中共下层机关，如果没有特殊的人际关系，又无靠山可傍，就凭那一贫如洗的脸嘴，谁会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憩厚的卢文南依然眼巴巴守着家门口，望着过路行人发呆。
带着垂危的病体，母亲最后一次到区委统战部去，请他们为孩子安排一个工作。
统战部的官员说：“你现在提出来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实政策的范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儿子的具体困难，我们仍在考虑怎么来解决，你还是回去等着，一面静静养病，一面等一段时间，今后还是由街道的办事处来具体解决吧！”
于是把“球”从新踢回街道办事处，这么一踢，不但无助于文南困难的解决，还得罪了街道的头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