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
（二）群体事件—民愤(3)
生产特殊钢材的重庆第二钢铁厂，工厂改制后，生产日渐萎缩，面临工资发不出的危机，原先慕集工人的股金又退不出来，工人生计面临威胁，引发了持续的截路斗争。中共的特务和特警部队在对付他们使尽了手段。
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表达出新的内涵，他们意识到自已在中共统治下的奴隶地位，原来的中共党员纷纷宣布脱离中共组织，并公开向社会宣传。
双碑是殊钢厂的中心，工人们拦断了双碑通往市中区的路段。经过很长时间斗争，中共把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另外开通北碚到重庆通道。军警们紧紧包围了罢工范围，禁止罢工车辆越出，封锁与外界的通讯，严禁记者釆访报导，隔断拦路者与外界一切联系。
有一天，拦马路通重庆方向开来了几辆军车，向拦路者说：‘重庆市政府正在哥乐山上开工作会，特邀请你们上山当面提你们的条件，市长在那里公开答复你们，特派我们来接的，请上车吧！’指挥部听到这话正在犹豫，却经不住大家七嘴八舌，性急的已爬上了前面的军车，接着大家喊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上哥乐山看个究竞”便一齐上了车。
等到车队开到哥乐山，大家下了车，看看开到的地方，却并没看到任何开工作会惯有的会场布置，也没看到一辆市政府的小车。正要询问开车人，司机们已纷纷坐上各自的驾驶台，军车己经启动，开足马力一溜烟的跑了……
工人们对中共堕落到将工人骗到哥乐山倒掉的行为极为愤恨，殊钢厂拦路请愿中军警曾扬言：“打死人算不了那回事，老百姓只要有几万块钱什么事都可搁平，钱不过是国家拿出一叠纸罢了。”
可见在事件中，军警奉了中共指令，对拦路者进行抠打和抓捕，并打死人，然而这留下新的血债又算给谁？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中共对闹事者也作了‘善后处理’，对死者安埋，被抓的参与者释放，拦路者大多都安排了工作，上了岁数都作了退休或内退，将他们交给了民政部门。就这么一些‘实惠’也是工人十几年的长期斗争换来的。
在我生活的城市，各‘改制’厂矿的职工，纷纷为争取增加遣散费和抵制由‘资方’单方面制定的改制方案，走上街头，举行频繁的示威游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山峡洗衣机厂，他们选出代表与区、市级地方政府交涉，进行为时十几年的斗争。
就是最没有声势的专用汽车厂，也在厂门张出横幅，遣责趁改制侵吞职工们多年创造出来财富的硕鼠，几次派出代表到国资委和机电公司（中共指定负责改制的机关），进行历时六年的‘破产－改制’谈判，为‘亏损’而被抛弃的职工，声讨无能腐败的中共官员。
民运推动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公交公司为争得自身待遇罢运；摩托车经营者为抵制交通警察的无端罚款，动辄扣车，在北碚街上联合‘的士’司机进行过多次环城示威。
此外为反抗市政管理机关，工商局无止境无理增收高额的营业税、场地租金而开展的小经营主的罢市斗争；教师为政府对待遇的承诺食言，边远地区为极少的工资而罢教事件累次发生，总之各行各业贫苦的职工向中共展开的斗争，方兴未艾。
以上所列均我亲眼目睹，亲耳所闻。
工人为维护生存权的斗争，还带动了市民和农民起来向中共展开维权斗争。 村民因争取村乡基层选举的民主普选，向中共基层组织展开的斗争曾遍及全国。河南郑州市南曹乡七里河村1998年至1999届换届选举中，村民推选的村长提名，被原村中共支部书记杀害，恐怕是农村基层选举一个典型惨案。
这个惨案揭露中国今日的‘民选’遇到层层阻力，根本原因是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所致。农村中少数靠权力富有者，决不会放弃使他们致富的，那点手中窃据的权力。
因建筑开发商强迫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涉及贫苦农民生计的反征地运动，一度遍及全国农村。我母亲当年流放地蔡家场，去年因‘开发’渝北区，向该地居住的农民大兴征地，今年三月农民为征用土地补偿太低，与开发商雇用的打手发生多起斗殴事件，被打伤的农民，至今还在为争取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向政府控告肇事开发商。
全国因强迫征地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城市居民因城市建筑，要拆迁他们久居的贫民窑，眼看自已久居的破屋将被待命铲除的推土机推掉，政府却没有安置他们的新居，或草率给了起居十分不便的另一陋室，而引发贫民们的抗议。脚跟脚地跟着拆迁办人员到政府衙门诉苦评理的事层出不穷，发生抠打阻止拆迁的流血事件，成了民间最多的传闻。
胡锦涛所提的和谐社会，原意在维护独裁政体下，建立唯稳体制，但是病入膏肓的中共独裁政体，把“和谐”，当成与他的祖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完全一样的欺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