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之良史篇

【文史】秉笔直书 为后世法

作者: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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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无疑是历史上一个灵性飞扬的黄金时代。《诗经》《楚辞》各领风骚,以温柔敦厚、辞彩秀逸之歌,开启诗乐华章;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挟纵横捭阖、睥睨天下之势,迸发哲思妙理。而它也是一个血雨腥风的黑暗时代,周天子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诸侯相继争霸,卿大夫各自为政,弑主、背信、混战之事屡见不鲜,致使人心道德沦丧,纲常礼义大坏,天下更是征伐不休、生灵涂炭的动荡局面。

这些好与坏、正与邪交织的纷繁人事,构成了东周列国独特的历史风貌。在相距两千七百多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够将往事一一寻觅、追溯,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阅读相关的正史典籍。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编纂王事而成,它们所传承的,绝不仅仅是一桩桩“信史”,更加奠定了历朝历代治史的准则和风骨。春秋五霸,齐桓晋文当先,而恰恰是这两国的史官,在浊世中秉承一身正气,直书不讳,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在晋董狐笔

自晋文公执政以来,晋国一度称霸诸侯,开启百年霸业。王位传了三代,却出了一个荒淫无道的晋灵公。他幼年继位,成年后却残暴骄横,不但以杀人游尸、弹射行人为乐,而且肆意聚敛民财,满足其荒淫无度的生活,令举国上下不安。

卿大夫赵盾作为两朝元老,是一位权倾朝野而又忧国忧民的重臣。为了守护晋文公的霸业,他多次苦劝灵公恪守为君之道。灵公非但不纳谏,反而心生怨恨。他多次派人刺杀,或在宴会埋伏兵士偷袭赵盾,幸而天意垂怜,几度害命均未成功。

公元前607年,赵盾被逼无奈,只得奔逃保命。当他逃至晋国边境时,灵公被赵盾族弟——赵穿刺杀于桃园。赵盾闻之,又返回国都,继续执掌晋国大权,并迎立出仕于周王室的新君成公。因灵公长期不得民心,赵盾权势更盛,赵穿弑君之事竟无人问罪。

这一桩废立风波,表面上看以赵氏的专权告终,而当时的史官董狐审视这段历史时,用冷峻严肃的笔触写下字字千钧的一句:“赵盾弑其君。”他还把这段记录昭示于朝堂,让文武百官看到,千百年后,人们对当年的晋国将有何认知。赵盾却为自己辩解:“灵公是赵穿所杀,不能算我的罪过。”董狐更以理喻之,大义凛然:“子为正卿,王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董狐虽然是史官,却向世人讲出极为重要的君臣之义。虽说灵公残害百姓、谋杀忠臣在先,但赵盾出逃时尚在晋国境内,那么君臣之义就未断绝;国君被杀,赵盾返都却没有诛杀乱臣,则是未尽到人臣的职责。尽管赵盾出逃、灵公被杀皆属情非得已,但君臣之义、人伦之纲常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世俗法则,按照记史的原则,赵盾必须背上千古骂名,承担这宗弑君之罪。赵盾无言以对,顿首拜服。

后来,孔子对此二人皆有高度评价:“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哉,越境乃免。”

在齐太史简

大约同时代的齐国,发生过一桩更为惨烈的君臣恩怨,史书的记载仍是相似的“崔杼弑其君”五字。这五个字,却是字字泣血,是齐国太史几乎拼尽一族性命换来的。

当时齐国君主为庄公,大权在握的朝臣却是大夫崔杼。起因类似于一场红颜祸水的纠葛。棠姜,本是齐大夫棠公之妻。棠公去世,崔杼见色起意,不顾占卜的凶兆,逆天而行纳棠姜过门。无知的庄公不守君臣之礼,先与棠姜结下私情,更取崔杼的帽子随意送人。这一系列举动彻底激怒了崔杼,暗中实施报复计划。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弑君的念头随即萌发。

公元前548年夏,齐庄公设宴款待莒国国君,崔杼称病不朝。齐庄公不知是计,自以为有机会约见棠姜。庄公以探望臣子的名义来到崔家,寻找美人时,却发现院内埋伏了重重甲士,他们一拥而上欲取庄公性命。庄公逃至高台,先告饶求救,请求结盟,最后哀求去太庙自尽,均遭拒绝。这帮被豢养的死士,心中无忠义之正气,目中无庙堂之君威,告知庄公:“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听从君主的命令;此处接近王宫,我们只知道捕杀淫乱之人,不知晓还有其它命令。”可怜一代君王,因贪恋美色被一众无名杀手乱箭射杀,身死名灭,为后世笑。

其后,崔杼拥立景公继位,自己出任宰相,把持朝政。一日,崔杼取来竹简查阅本国历史,最新的一则记录赫然书写着“崔杼弑其君”。墨迹犹新,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格外刺目,仿佛字字都在拷问他的灵魂,让他寝食难安。

他把史官召来,以性命威逼,命其把庄公死因改成暴病而亡。这位史官,在历史上仅留下“齐太史”这一名号,却是铁骨铮铮,断然拒绝了权臣的命令。残忍的崔杼一怒之下,处死太史,把这记载自己恶行的那段竹简毁掉。史官的职位先后由太史的二个弟弟继承,新太史着史时,同样不畏强权,依旧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同样将他处以极刑。他们的季弟,太史家最后一名继承人继任史官,他把家族利益置于身后,坚守史官的本分,铺展竹简,挥毫蘸墨,把哥哥们的遗文工整誊写。

当“崔杼弑其君”第三次呈现在面前,崔杼忽然被太史兄弟身上的某种特质所震慑。他知道,杀再多的人,也抹不去历史的记忆,更骗不了后世子孙。世间正道,乃仁人志士坚守的信念,超然于杀戮与生死而万古长存。他只得放弃了杀戮,留下了太史家最后一名史官,以缄默的姿态接受历史千百年来的口诛笔伐。这五个字,仿佛是来自层层宙宇无尽的责难和咒骂,成为崔杼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史家之正气

史,记事者也。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却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工作。历史记录着往事,却影响着现在和将来。昔日孔子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因为那包藏祸心、妄图篡改历史的小人,即使能逞强一时,终究邪不胜正,史官的笔是世间正义的审判,他们即使牺牲自我,也终会给前人一道公正的评判,为后人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读史使人明智,而这历史的正能量首先来源于它的真实可信。史官要给后人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董狐和齐太史所坚守的,正是治史的原则和历史的威信。在《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正气歌》等著作中,他们的故事往往相对而录,可知其在后代史学家与文人心中的感人力量。他们对历史恭谨而严肃的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治史精神。

周人重礼乐法度,祝、宗、卜、史等官员都具有尊崇的地位,而进入春秋时期,社会等级被肆意败坏,史官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史官着史经常受当权者干涉,甚至危及生命。西汉时,太史公司马迁言及自身身份,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诚然,史官的工作比不上出将入相的显赫功绩,但也同样是功在千秋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史家据实以录,捍卫历史的真相,后人从何知晓先贤们的言行功业,又如何借古鉴今呢?

或许司马迁正是领悟到史家的终极使命,才能忍辱负重,受宫刑而续父志,终成《史记》鸿篇,更将齐晋两地发生的治史故事深情描画。同时,他把以“真”为准则的写作理念,发展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此后,中华五千年历史开始有了真实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那“二十四正史”巨著,正是由历朝历代的史家们正气坚守、心血凝筑而成,是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才得以保存,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拥有教化人心、归正道德的无穷力量。@#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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