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无疑是历史上一个灵性飞扬的黄金时代。《诗经》《楚辞》各领风骚，以温柔敦厚、辞彩秀逸之歌，开启诗乐华章；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挟纵横捭阖、睥睨天下之势，迸发哲思妙理。而它也是一个血雨腥风的黑暗时代，周天子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诸侯相继争霸，卿大夫各自为政，弑主、背信、混战之事屡见不鲜，致使人心道德沦丧，纲常礼义大坏，天下更是征伐不休、生灵涂炭的动荡局面。
这些好与坏、正与邪交织的纷繁人事，构成了东周列国独特的历史风貌。在相距两千七百多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够将往事一一寻觅、追溯，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阅读相关的正史典籍。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编纂王事而成，它们所传承的，绝不仅仅是一桩桩“信史”，更加奠定了历朝历代治史的准则和风骨。春秋五霸，齐桓晋文当先，而恰恰是这两国的史官，在浊世中秉承一身正气，直书不讳，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在晋董狐笔
自晋文公执政以来，晋国一度称霸诸侯，开启百年霸业。王位传了三代，却出了一个荒淫无道的晋灵公。他幼年继位，成年后却残暴骄横，不但以杀人游尸、弹射行人为乐，而且肆意聚敛民财，满足其荒淫无度的生活，令举国上下不安。
卿大夫赵盾作为两朝元老，是一位权倾朝野而又忧国忧民的重臣。为了守护晋文公的霸业，他多次苦劝灵公恪守为君之道。灵公非但不纳谏，反而心生怨恨。他多次派人刺杀，或在宴会埋伏兵士偷袭赵盾，幸而天意垂怜，几度害命均未成功。
公元前607年，赵盾被逼无奈，只得奔逃保命。当他逃至晋国边境时，灵公被赵盾族弟——赵穿刺杀于桃园。赵盾闻之，又返回国都，继续执掌晋国大权，并迎立出仕于周王室的新君成公。因灵公长期不得民心，赵盾权势更盛，赵穿弑君之事竟无人问罪。
这一桩废立风波，表面上看以赵氏的专权告终，而当时的史官董狐审视这段历史时，用冷峻严肃的笔触写下字字千钧的一句：“赵盾弑其君。”他还把这段记录昭示于朝堂，让文武百官看到，千百年后，人们对当年的晋国将有何认知。赵盾却为自己辩解：“灵公是赵穿所杀，不能算我的罪过。”董狐更以理喻之，大义凛然：“子为正卿，王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董狐虽然是史官，却向世人讲出极为重要的君臣之义。虽说灵公残害百姓、谋杀忠臣在先，但赵盾出逃时尚在晋国境内，那么君臣之义就未断绝；国君被杀，赵盾返都却没有诛杀乱臣，则是未尽到人臣的职责。尽管赵盾出逃、灵公被杀皆属情非得已，但君臣之义、人伦之纲常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世俗法则，按照记史的原则，赵盾必须背上千古骂名，承担这宗弑君之罪。赵盾无言以对，顿首拜服。
后来，孔子对此二人皆有高度评价：“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哉，越境乃免。”
在齐太史简
大约同时代的齐国，发生过一桩更为惨烈的君臣恩怨，史书的记载仍是相似的“崔杼弑其君”五字。这五个字，却是字字泣血，是齐国太史几乎拼尽一族性命换来的。
当时齐国君主为庄公，大权在握的朝臣却是大夫崔杼。起因类似于一场红颜祸水的纠葛。棠姜，本是齐大夫棠公之妻。棠公去世，崔杼见色起意，不顾占卜的凶兆，逆天而行纳棠姜过门。无知的庄公不守君臣之礼，先与棠姜结下私情，更取崔杼的帽子随意送人。这一系列举动彻底激怒了崔杼，暗中实施报复计划。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弑君的念头随即萌发。
公元前548年夏，齐庄公设宴款待莒国国君，崔杼称病不朝。齐庄公不知是计，自以为有机会约见棠姜。庄公以探望臣子的名义来到崔家，寻找美人时，却发现院内埋伏了重重甲士，他们一拥而上欲取庄公性命。庄公逃至高台，先告饶求救，请求结盟，最后哀求去太庙自尽，均遭拒绝。这帮被豢养的死士，心中无忠义之正气，目中无庙堂之君威，告知庄公：“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听从君主的命令；此处接近王宫，我们只知道捕杀淫乱之人，不知晓还有其它命令。”可怜一代君王，因贪恋美色被一众无名杀手乱箭射杀，身死名灭，为后世笑。
其后，崔杼拥立景公继位，自己出任宰相，把持朝政。一日，崔杼取来竹简查阅本国历史，最新的一则记录赫然书写着“崔杼弑其君”。墨迹犹新，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格外刺目，仿佛字字都在拷问他的灵魂，让他寝食难安。
他把史官召来，以性命威逼，命其把庄公死因改成暴病而亡。这位史官，在历史上仅留下“齐太史”这一名号，却是铁骨铮铮，断然拒绝了权臣的命令。残忍的崔杼一怒之下，处死太史，把这记载自己恶行的那段竹简毁掉。史官的职位先后由太史的二个弟弟继承，新太史着史时，同样不畏强权，依旧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同样将他处以极刑。他们的季弟，太史家最后一名继承人继任史官，他把家族利益置于身后，坚守史官的本分，铺展竹简，挥毫蘸墨，把哥哥们的遗文工整誊写。
当“崔杼弑其君”第三次呈现在面前，崔杼忽然被太史兄弟身上的某种特质所震慑。他知道，杀再多的人，也抹不去历史的记忆，更骗不了后世子孙。世间正道，乃仁人志士坚守的信念，超然于杀戮与生死而万古长存。他只得放弃了杀戮，留下了太史家最后一名史官，以缄默的姿态接受历史千百年来的口诛笔伐。这五个字，仿佛是来自层层宙宇无尽的责难和咒骂，成为崔杼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史家之正气
史，记事者也。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却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工作。历史记录着往事，却影响着现在和将来。昔日孔子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因为那包藏祸心、妄图篡改历史的小人，即使能逞强一时，终究邪不胜正，史官的笔是世间正义的审判，他们即使牺牲自我，也终会给前人一道公正的评判，为后人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读史使人明智，而这历史的正能量首先来源于它的真实可信。史官要给后人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董狐和齐太史所坚守的，正是治史的原则和历史的威信。在《左传》《史记》《东周列国志》《正气歌》等著作中，他们的故事往往相对而录，可知其在后代史学家与文人心中的感人力量。他们对历史恭谨而严肃的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治史精神。
周人重礼乐法度，祝、宗、卜、史等官员都具有尊崇的地位，而进入春秋时期，社会等级被肆意败坏，史官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史官着史经常受当权者干涉，甚至危及生命。西汉时，太史公司马迁言及自身身份，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诚然，史官的工作比不上出将入相的显赫功绩，但也同样是功在千秋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史家据实以录，捍卫历史的真相，后人从何知晓先贤们的言行功业，又如何借古鉴今呢？
或许司马迁正是领悟到史家的终极使命，才能忍辱负重，受宫刑而续父志，终成《史记》鸿篇，更将齐晋两地发生的治史故事深情描画。同时，他把以“真”为准则的写作理念，发展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此后，中华五千年历史开始有了真实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那“二十四正史”巨著，正是由历朝历代的史家们正气坚守、心血凝筑而成，是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才得以保存，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拥有教化人心、归正道德的无穷力量。@＃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