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宋代的一位宰相,一生从政,他还是一位得到现代人高度认可的杰出的科学家,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叫苏颂。
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一个官宦世家,五岁便开始学习《孝经》、《尔雅》等典籍,并能成诵。十六岁时,父亲苏绅给他出了一个命题作文“夏正建寅赋”,他作完后,父亲看到他对于夏正建寅的历法典故完全都掌握了,就说:“汝异时当以博学知名也。”
二十二岁苏颂步入仕途,从政五十五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在多地但任地方官员,又在馆阁任职多年,并两次出使辽国。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宋哲宗时拜相。四库全书评价他:“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时称为贤相。”
半生从政 成为一代名臣贤相
苏颂年轻时,得到了卸任宰相杜衍的器重,他认为苏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将自己平生从政的经验,从做地方官到后来做侍从直到做宰相的心得,悉心传授给苏颂,并说:“知子异日必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苏颂后来果然位至宰相,其政坛经历,与杜衍所预言的颇为相似。
在担任地方官员时,百姓出现诉讼或争执,苏颂都对他们进行开导劝诫,说乡里邻居之间应该亲善,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导致不合,一旦自己有点轻重缓急的事情,周围哪里有人帮忙呢。听了苏颂的劝导,百姓往往称谢离去,或者想要告官的走到半路想到他的话又返回去了。
苏颂曾担任南京留守欧阳修的副手,被欧阳修倚重,让其负责处理政务,他对苏颂的评价是:“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
在做宰相时,他循规矩办事,以使百官守法遵职为要务。他还选贤任能,并告诫边臣不要轻易开启战事。当时哲宗年纪小,还未亲政,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直接奏报给宣仁太后,哲宗偶尔有话要说却不受重视。只有苏颂非常尊重哲宗,每次奏报太后之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有事要宣读,苏颂必定告诉大臣们俯首听命。后来,哲宗亲政,御史周秩想弹劾苏颂,被哲宗驳回,说:“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完成天文学巨制——水运仪象台
苏颂为官期间,曾长期从事校勘和编撰古籍的工作,“在馆九年,廉静自守”,每日都把馆阁的藏书背诵下来两千字,回家后抄录下来。长期的勤学、博学,成就了苏颂广博的学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而且都能“探其源、综其妙”,并“验之事实”。
苏颂中进士时所作的文章,就是一篇关于历法的赋——《历者天地之大纪》,其中旁征博引了很多有关历制的重要典故。
熙宁十年(1077),苏颂奉命出使北朝的辽国,正逢冬至节,当时两国采用不同历法,宋朝的冬至节比辽国早一天。副史要过节庆贺,但辽国的陪同官员不肯接受。这时苏颂展现了他在历法方面的学识,他详据典籍、援证先例,广泛地做了一番论议,使辽人听闻其妙论,倍感莫测高深,苏颂再慢慢地说:“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谓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辽国人只能点头称是,就分别以自己的历日来做庆贺。回来之后,奏闻于神宗,神宗大为高兴,说道:“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
据《魏公谭训》记载,苏颂常常在晚上仰观星宿的运行情况,并在晚辈子孙的头上、背上点划,问是什么星辰,使他们认知星宿。并对他们说:“星象显现的如此清楚明白,你们不诚心顺应,还要求之鬼神吗?”
《曲洧旧闻》写到水运仪象台时提到:“独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 从中可看出,宋代社会的科技水平是相当高的,当时苏颂家中就有一台天文仪器的小样,这为他能够研制出水运仪象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祐元年(1079),苏颂奉诏检查现有的几架天文仪器。元祐二年,皇上下诏命苏颂主持,另外制造一台新浑仪。苏颂自己在天文学方面非常有造诣,他发现担任吏部守当官的韩公廉是个人才,其精通《九章算术》,能运用数学中的勾股法推算出天体运行的情况,与苏颂可谓珠联璧合。苏颂就跟他讲了古代制造这种仪器的一些法式大纲,韩公廉遂写出了详细周密的制造方案《九章钩股测验浑天书》,并造出了一座木制机轮小样。
苏颂非常赏识韩公廉的能力,奏请哲宗启用他,他们在元祐三年制成大木样,经过三个月的验证后开始建造。元祐七年,苏颂和韩公廉通力合作完成了水运仪像台这一古代科技杰作。
苏颂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将历史上的测天仪器明确地分为三类:浑天仪、铜候仪及浑天象,“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尽妙。”他的水运仪象台就一并包括了这三种仪器的功能,“今新制备二器而通三用,当总谓之浑天。”
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天文台。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转动的水力驱动装置,还有可以报时的时钟。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
苏颂泽被后世的贡献是他撰写了这个大型天文台的说明书《新仪象法要》。这本著作是我国现有最早、最详细的天文仪器专著,书中记录了包括总装图、部件装配图和零件图的详细图纸共47幅,“图样界划,不爽毫发”,使后人对水运仪象台的结构能有全面和透彻的理解,而且可以对之前中国古代张衡、一行等所造的天文仪器有更好的了解。
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研究了这本著作后,对水运仪象台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水运仪象台是11世纪末中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他的多项创造领先于西方国家几百年:
一、水运仪象台屋顶设计采用了可拆脱屋板,使其成为当代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
二、水运仪象台的浑仪可以随时钟一起运转,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雏形。“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三、水运仪象台的水力驱动装置,被李约瑟博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带有一种擒纵器的钟表装置,比欧洲14世纪的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早了三百多年。
在这本著作中,还包含了苏颂精心制作的十四幅星图,其中最重要的有五幅。他认为,通过天象观测,不但可以依据其审视时令、节气来及时颁发政令,并且可以预见国家的祥瑞和灾难,以检视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苏颂绘制的这套星图,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星图。共记录283官1464颗星,西欧直到四百年后的14世纪,星图中的星数也只有1022颗,比苏颂星图少422颗。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中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星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就没有。”萨顿在《科学史导论》中也说:“从中世纪直至14世纪末,除了中国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编写第一本附图的医药书《本草图经》
嘉祐二年(1057)苏颂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与掌禹锡奉命共同校勘了八部医药学著作,修撰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本草书中光有文字记录还不够,必须辅以图画,才能达到“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异同”的工具书的作用。
苏颂建议修撰一本本草图谱与《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并行。于是,朝廷发动全国150个州将当地所产及常用药物绘图后并附以说明文字和实物标本,送至汴京校正医书所。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呈送上来的东西五花八门,“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纯粹的校书官掌禹锡已是无能为力,没有丰富的博物学和药物学知识简直无从下手,苏颂在此时承担了重任。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嘉佑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本草图经》二十卷、《目录》一卷。此书载有常用单方千余个,附有九百多幅药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
《本草图经》是当时最新最全的药物志和药物图谱,李时珍推崇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其著作《本草纲目》中采用此书的药物有74种。
李约瑟对此书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年撰写了《本草图经》,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的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
苏颂一生在天文学、博物学、外交、诗词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留下了如《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苏魏公文集》、《华戎鲁卫信录》等多部著作,在中国古代灿若星辰的文化巨星中,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人。
参考资料:
《宋史‧苏颂传》
《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新仪象法要》
《魏公谭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曲洧旧闻》
《本草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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