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拾斤地瓜——冬之记忆

作者:昶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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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是再普通不过的食物,而在1960年,地瓜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年秋天开始,农村的饥荒蔓延到城市,粮食定量一减再减,细粮越来越少,副食品减得更多,每人每月2两猪肉,2两花生油。按票证供应的东西根本不够吃。饥饿逼得人们到处找吃的,海里的海菜,山上的野菜,凡能想到的都吃光了,甚至人行道旁的槐树叶都被撸光了。(槐树叶用水焯过,可以做菜蛋或是掺上面粉做粘粥喝,不过槐树叶有毒,吃了肿脸。)

那个时代同现在对比全都颠倒来看:割肉要肥的;吃粮要细的;用不着计划生育,妇女大都不生孩子;减肥?笑话,人人符合三围标准,只少不多,“胖子”也有,不过那是缺乏营养造成的浮肿。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三十来块钱,黑市卖的粮票要五六块钱一斤。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正在上高中。父亲虽然没给党提意见,却也被划成不说话的右派,工资减到21元,他下放到潍坊种猪场劳动,捎回来的工资寥寥无几。母亲没有工作,家里的生活可想而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家里能卖的全卖了,但是也换不来多少吃的。

我当时在青岛九中上学,每天饿肚子,体育课停了,课间操没人去做。包括我在内有一半多同学得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大窝子。

教三角的安老师瘦瘦的,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从来都是很敬业的,这天讲了半节课,有气无力地说:“同学们自己看书吧!”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等着下课。教化学的刘老师在课堂上伸着鸡皮样瘦长的脖子说:“同学们,记住羰基,倒过来就是鸡汤!”许多年过去了,羰基的分子式早忘光了,刘老师也做古,但是这鸡汤真正是难忘。

那时已经有了自由市场,虽然时不时还要被取缔,或许法不治众,市场还是蓬勃发展了。我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市场三路自由市场:市场上有人手拿着雪白大馒头叫卖:“1块钱一个!”;还有人卖杠子头火烧:“一块五,便宜了!”;有人卖花生米:1块钱8粒;有人卖晒干了的地瓜叶:4块钱一斤;还有人卖农村人吃剩的地瓜皮,好像是5块钱一斤。

路头一个穿着干净的老太太,她端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个老式的食盒,透过食盒玻璃盖,可以看到里面有酱好的兔子腿和兔子头,似乎肉的香气会透过玻璃散发出来,让我垂涎欲滴。每每走到这里总是多看几眼,在这个食盒前面几乎“流连忘返”。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怯怯地问老太太:“兔子头多少钱?”兔子腿肯定很贵,我连问的奢望都没有。

老太太没有嫌弃我这个孩子买不起,她操上海口音的青岛话,和颜悦色地回答我:“1块钱1只,我自己酱的,很好吃呀!”

“嗷,我回家问问!”我知道买不起,红着脸赶快走开了!

自由市场还有一个残酷血腥的景象,那就是乞丐。不清楚这些乞丐从哪里来,不但瘦弱,衣不遮体,而总是鲜血淋漓,满脸满身伤痕累累,污秽不堪,已经是人鬼难分的模样了!那时人人都饿肚子,没人去救济乞丐。这些乞丐只能抽空在别人不防备时去抢吃的,尤其是市场上卖熟食的,常常受到乞丐的袭击。乞丐抢到吃的,立即受到凶狠的拳打脚踢,被打到满是灰尘的地面,只是把抢到的食物拚命往嘴里填,很快就把抢到的“消灭”了,那些打人凶汉无可奈何,骂骂咧咧只能再踹上几脚。那时我年小,只是感觉这些乞丐既可怜又令人恐怖,而对那些打人的商贩很不以为然:“抢就抢了吧,他也是饿得没办法,打这些死亡线边缘上的人是非常残酷的事!”现在想起来,这些可怜的乞丐已经被饥饿折磨到了只剩下生物本能的地步了!

其实我比那些乞丐也好不了多少,每天24小时无时无刻不被饥饿缠绕。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宝葫芦”或是“阿拉丁”神灯之类的宝物,第一愿望就是要吃一顿饱饭。

父亲的朋友高大爷在潍坊,听说那里可以捯(方言)地瓜,所谓捯地瓜,是在收完地瓜的地里挖农民漏刨的地瓜。我旷了一周课和弟弟去潍坊捯地瓜。我们每天清晨扛着铁锨,让房东的孩子带领我们去捯地瓜。捯地瓜的人很多,有农民也有城里人。地开始上冻,挖起来很费劲,其实真正漏刨的地瓜并不多,大部分挖到是小姆指粗的地瓜根,偶尔有也是小地瓜。中午饿了找大一点的地瓜往身上蹭一蹭,也不管脏不脏、有没有土,生啃了就是午饭。晚上我和弟弟回去,高大爷帮着把地瓜根切成片煮熟,这是我和弟弟的晚饭。然后在人家放东西的小仓库睡一夜,第二天再去捯地瓜。一周下来成绩不小,给家里省了饭,又刨了一面布袋小地瓜带回青岛。当时父亲在潍坊种猪场下放劳动,临走我俩去看父亲。父亲从食堂打了拾斤熟地瓜,我们俩风卷残云,直吃得弯不下腰。拾斤地瓜全部吃光了,这真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宝葫芦、阿拉丁神灯。父亲看我们吃这么多吃了一惊,其实父亲也吃不饱,这是从他肚子里省出来的。

事隔半个多世纪,父亲也已做古,直到今天每次吃地瓜就想起那拾斤地瓜,这是我一生中地瓜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永志不忘的一次,我想这些经历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听说大陆又要大办供销社了,惟愿当年这些残酷的现实不要重演!愿老父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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