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只饿鬼眼巴巴地期盼着新年的到来，而老妈还要为面粉和糯米、苞谷和红豆处心积虑并发愁着，那是需要用粮票或高价从黑市上购买的。好不容易数完手指又数脚趾，终于盼到该做贺年食品的时候了，而早在大半年前就开始饲养的鸡终于在营养不良的环境下勉强长大了。
傍晚饭后守在那里看老妈怎样做，在能帮上手的时候帮一下，她手把手教我们怎样煮糖浆、怎样把散沙一样的泡谷握成煎堆的球型、怎样开面粉做煎堆皮并贴上去、怎样才能最省油、怎样利用那个老掉牙的石磨磨米浆、怎样蒸米糕、怎样裹粽！
看着老妈怎样在少得可怜的油镬里炸出硕大的煎堆，看着老妈小心奕奕的神情，一种极无奈的感觉突然泛上心头，母爱真的非常非常伟大啊！
四叔在某年的春夏回来了几天，他和三祖母一起回来的，带回来很多衣物、食物和玩具。那些香喷喷的糖果和饼干简直像天上的仙果一样，那种美味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那些香味令我想到当年在美都西饼店门口闻到的气味，太相似了！四叔在家那几天，我们肚子都饱饱的，很舒服。
我分到两只用浅粉红色玻璃做的袋鼠，四叔说袋鼠只出产在澳洲，那些天我都拿着袋鼠到学校和同学炫耀去。这次让我明白了在香港是不用挨饿的，还有很多好看的衣服。四叔回香港时老妈叮嘱他叫找个人，我明白那是催婚了。他走后没几天，又回到以前那半饥半饱、半死不活的生活。
早些时候街上又沸沸扬扬了，他们说这叫“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小孩子不懂这些，只知道有个叫胡风的人倒了血霉，犯了很大的“罪”，共产党要对他口诛笔伐，街上全是针对他的漫画和文章，学校里也给我们这些懵懂的小学生说他是一个怎样的坏蛋。顺带被整治的是“一贯道”的道士们，说他们也是反革命的，我听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拜神作法也是反革命？不懂！既然不懂又不感兴趣，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反而有一宗头等大事天天都影响着我们――柴。我们根本没有钱买柴烧，煮饭烧的都是树叶、草、稻杆、蔗叶，蔗头是留着煲汤用的，虽然这些在市场上能买到，可是我们买不起。
老妈和我们用一段小竹杆绑上一小段磨尖的粗铁丝，带上小竹箩走到公路上捡树叶，是公路两旁的尤加利树掉下来的树叶，那种树叶油性重，火猛好烧。
但捡的人多，变成僧多粥少，须走得远一些才会有，后来往往要最少步行三公里远才有。也有人到山上割草，优质的山草火力也是很大的。
那天星期天放假，我和隔壁的苏维汉结伴去西山岗割草。可刚开始不久，还没有割多少草，一架飞机嗡嗡嗡地从头上飞过，那个时代飞机可是稀罕物，好奇心之下抬头观看，可手底下却没停，手指就被镰刀割伤了。急急回家止血，草箩也丢下不管了，当然草也割不成了，手指上的伤痕却伴着我一辈子。
老妈教我们怎样培植蘑菇、木耳。园中有几段废霉枯毁的果树树干，在上面砍出一些新的缺口，经常淋上水并放置于阴凉的地方，大约月余便开始长出木耳来，不用花钱便能得到新鲜野菜，多好！
某天老妈和她的工友同事和我们去十二亩、金桔咀拾蔗头，那是当地农民收割甘蔗后用锄头翻起的。当然他们也要收回去做柴烧的，可是我们不管这些，我们没柴烧啊！捡啊捡的搞了几袋几箩，回程时在半路上就被当地的农民没收了一部分，白做了啊！
桂畔海那边很多蔗田，甘蔗是需要不时摘除蔗叶的，虽然农民也需要那些蔗叶，但他们没有时间去做，正好我们需要它。那一次我们钻进蔗田里摘蔗叶，田里又闷又热，手臂和头被蔗叶切割后，皮肤会过敏的，不过蔗叶扛回家后就是很好的燃料。可是那些农民半点也不和你客气，站在那长长的桂畔海唯一的通道――长桥的一端，你就无所遁形，无路可逃了。
我就是这样被他们没收了辛辛苦苦摘下来的一大把蔗叶，非常无奈、气愤和不甘地回到老妈做工的毛巾厂，站在老妈织机旁嚎啕大哭了一场。那年我大概八岁吧？不确定，反正时时刻刻都在和燃料、粮食和肚皮争一日之长短。燃料的问题一直是市镇居民和近郊农民矛盾的主因。
田间农民种稙的小桑树，开花结籽后就是桑枣，开始是青色，继而转红色，成熟时呈黑色，果实个头饱满、多汁清甜、略带微酸。这便成了小孩子的恩物，居然也能饱肚子，在采摘桑葚的小孩大军中当然也有我们的身影。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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