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神话书写细节

秋潇雨兰《荆棘桂冠》序
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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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个人创造了两个神话,这个人就是黄翔。他首先以大半生的精神追求创造了一个文化灭绝时代的文学神话,后来一位青春少女秋潇雨兰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这一神话之中,这不但使得业已成型的文学神话增添了许多神圣的光辉,由此他们还共同创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爱情神话。这两个神话都奇绝绚丽,惊世骇俗。在个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二十世纪出现这样的爱情神话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它们不只是超越了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局限,也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局限,顽强证明着生命个体内在的精神自由就像地火一样难于扑灭,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骚动着燃烧的激情和渴望,一旦有一条缝隙,更是会蓬蓬勃勃地展现她的瑰丽、辉煌和神话般的魅力。它们还证明着人类无论如何受到各种非人因素的扭曲与摧残,人性深处那领悟神旨、憧憬圣爱的灵性,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素质、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每一个严酷的年代每一种荒凉的环境之中,都必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这种素质和能力比别人更加发达,更加坚定,更加顽强。于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最鼓舞人心的人文现象、最耐人咀嚼的精神故事,自然而然地由他们的思想、性格、现实选择、创造行为及其成果体现出来。黄翔和秋潇雨兰无疑是这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用一生的选择和行为所创造的神话,对于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惊世骇俗的程度也许不低于几千年前夸父逐日和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阐释这两个现代神话的意义,对于我们建设精神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不久以后,我将以长文就此予以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在这一研究中,黄翔自传体作品《喧嚣与寂寞》、秋潇雨兰自传体作品《荆棘桂冠》无疑是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远古神话的高迈、简约、模糊大相径庭的是,现代神话往往是在世俗生活的漫长跑道上凌空起飞的,不但可以追索神话主人公的运动轨迹,而且常常可以叙述完整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荆棘桂冠》正是一本为上述两个神话提供大量细节的著作。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既不可能阐述这两个神话的意义,也不可能全面讨论《荆棘桂冠》的价值。我只能结合书中的一些细节,简短地阐述我喜爱这本书的几个理由。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一个理由在于,这本书描述了两位主人公共创幸福、共担患难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以及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细节。在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中,两个人所表现的坚定、执著、勇敢确实令人赞叹。尤其是秋潇雨兰,她作为一个入世未深、不谙世故的十几岁的少女,在面临波折、压力和危难时,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惶恐和脆弱,更多的时候则是那么沉着、那么具有判断力、那么坚不可摧。记得黄翔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盛赞我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对俄罗斯贵妇人义勇精神的弘扬之后,很骄傲地对我说: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了不起的女性,我的妻子秋潇雨兰就是这样的女性,要是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我当时对他的话感到惊讶而又疑惑。要知道诗人所迷恋的永远是梦中的情人,一个诗人对现实中的妻子予以这样隆重的赞誉,这绝对是超乎寻常的。后来从其它材料中,从一些朋友的谈论中知道了黄翔与秋潇雨兰的曲折故事,才慢慢认可了黄翔的说法。在黄翔入狱时期,是秋潇雨兰这个甚至无法正常履行结婚手续的“非法同居者”,支撑着黄翔的精神和黄翔的家。在黄翔最为绝望的时刻,秋潇雨兰多次在衣物上绣字明志,“翔:我爱你!我等你!保重。妻”“丈夫/你放心吧/我等着你/整个属于你/——永远/忠贞不渝、坚韧不拔”“铭心刻骨/思念你/你的少女妻——/秋潇雨兰/冰清玉洁 情深义长”这些故事好象是从古代贞女故事或者神话故事上抄袭而来,令人读来恍若隔世。我甚至设想,倘若没有一位这样的妻子,黄翔也许早就万念俱灰,甚至找不到离开监狱以后重建生活的理由。他们被迫旅居美国以后,是秋潇雨兰极力适应美国社会,用“非人世的”艰辛和汗水为黄翔创造了能够安心写作的条件。她对黄翔的文学事业的介入是如此深刻如此重要,黄翔在一篇文章中说:“秋潇雨兰使我的创作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了某种非人世的‘质’的飞跃,开创了一个我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一个接一个的创作的黄金高峰接踵而至。”直到读过《荆棘桂冠》和《喧嚣与寂寞》,我才完全知道黄翔对秋潇雨兰的谈论是多么真实、多么准确。为了捍卫这份爱情,秋潇雨兰在精神上所承受的折磨是我们局外人所不可想像的,只有读过这本书之后才能领略一二。黄翔将那些不寻常的赞誉献给这样不寻常的女性和这样不寻常的爱情真是天经地义。无论对于什么年龄段的人,轰轰烈烈而又如煎如熬的爱情总是具有感染力的。就书中的爱情主线而言,这本《荆棘桂冠》无疑值得任何类型的读者跟著作者一起轰轰烈烈一回,如煎如熬一回。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本书描述了黄翔身边一批热爱文学、迷恋诗歌、追求精神自由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但可敬可爱,而且他们对于黄翔的理解和支持,使读者感到极大的心理安慰。黄翔在中国受到长期的压制和封杀,他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勤勤恳恳写作一辈子却至今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得不到读者认可是一个写作者最恐惧的境遇,如果因为人为的原因根本无法让自己的作品走到读者面前,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乃是最残酷的折磨。黄翔的遭遇不但让人压抑简直让人绝望,你甚至可能因此而对一个民族产生绝望情绪。可是,通过秋潇雨兰的生花妙笔,哑默出现了,黄杰出现了,张嘉谚出现了,秋潇雨兰本人出现了,吕晋德、王强、王刚出现了。所有这些理解黄翔、热爱黄翔、支持黄翔的人,在黄翔身边形成了一道暖色调,使黄翔得到许多温慰,也让我们读者感到舒了一口气。在结构上和内容所占比重上,这些人当然都是配角,但是他们在给读者传达信息方面,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世纪以来,文学作品虽然主要是经由个人创作而诞生,可是它依然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社会群体对于文学的热爱和期待之中。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但在传播意义上仰仗读者的接受,即使在生产环节上,文学作品也是与读者一起诞生的。如果没有那些诗歌迷、文学迷,文学现象就无从发生。书中许多故事无疑是对黄翔文学神话的热烈呼应。青年诗人王强和黑大春因为争辩黄翔与芒克究竟谁是最伟大的诗人而大打出手,头破血流。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让我对这两位年轻诗人刮目相看。当黄翔深陷囹圄的时候,可爱的王强正在因黄翔而住院疗伤。比这个故事少点幽默味却无疑更加感人的故事还为数不少。还是这个王强,曾经因为黄翔而被捕,受到各种威胁和恐吓,可是出狱以后,他战胜内在的恐惧和外在的阻力,马上赶到贵阳给黄翔通风报信,要他千万小心。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荆棘桂冠》的开头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吕晋德)由于担心黄翔的政治安全,顶着政治风浪、冒着政治风险,专程来贵阳接黄翔去乡下躲躲风雨,“他说,他要在威宁自然保护区——草海给黄翔秘密搞间房子写作,那儿有大片大片的草和大片大片的水,还有大片大片的黑头鸥,风景美极了,一生都充满苦难的诗人黄翔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和写作,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这个开头让我们最明显地体会到了黄翔与他的民族、他的同胞最深切的精神联系和命运联系。接下来的全部篇章,就是围绕着世俗力量对于黄翔的迫害和一批文学知音对他的爱戴、支持而展开的。当他因莫须有的罪名真的被捕以后,发生了以下两个小故事。秋潇雨兰是这样记述的:

l 今天,王强的哥哥王刚又从水城专门赶来看我,像走访亲戚似的,给我带来许多东西,全是水城的文学青年送的,他们还赞助我四十元钱。王刚说,他来贵阳的前一天晚上,水城的文学青年们在他家搞了次聚会,专门让他和吕晋德介绍黄老师的创作和人生经历,大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没有谁不为诗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残酷迫害感觉义愤填膺,最后大家庄严地举行一场黄翔作品的配乐诗朗诵,以此纪念被囚禁的伟大诗人。

l 吕晋德从水城也来了,还带来了许多水城文学青年举行黄翔作品朗诵会的像片,以及他们赞助我的七十元生活费。

读着这样的故事,让我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青年传播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动人场面。当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在中国时,我们还能批评中国人对诗歌、对文学、对精神自由缺乏理解、热爱和追求不息的勇敢精神吗?我很感谢秋潇雨兰真实而又公正地写出了这样的感人故事,让我第一次有理由深情地打量自己民族的文学读者和文学土壤。

在自己被捕入狱以后,有忠于自己的读者冒着各种危险为自己的作品悄悄召开朗诵会和研讨会,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还有谁领受过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誉?黄翔出狱以后,一定会感到内在的精神力量正在这样的氛围和滋养中拔节而长。除了焕发起更加高涨的文学激情,写出更加美好的文学作品,他难道还会有别的选择吗?虽然黄翔一生都在顶着压制写作,可我同时相信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样具体的期待、赞誉、鼓励之下诞生的。我甚至还倾向于相信,当黄翔向我称赞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的心中闪动的人物形象不止他妻子一人,同时还有这些曾经被他的作品深深感动、也以自己的血性和义勇深深感动过他的文学朋友。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三个理由在于,这本书一定程度地展现了八十年代中国一些重要写作者的文学形象和生活形象。我历来喜欢阅读这种自传、回忆录或者文坛纪实之类的文字,其中所看到的作家形象与作家的作品和史家记述互为补充,好像整个时代都会更加真实地呈现在面前。当我们谈论五四新文学运动史的时候,我常常因为没有一个局中人像赫尔岑、巴纳耶夫等人写回忆录一样,系统地记下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李大钊等人的文学活动、生活行状和相互交往而感到遗憾。中国文人习惯于写作罗列优点的怀念、追悼文章,而不喜欢客观全面地记述行状。

《荆棘桂冠》没有落入这种俗套。尽管作者对黄翔其人其诗赞颂有加,但她所用主要还是客观描述的笔法。秋潇雨兰跟黄翔一起卷入了当时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活动,黄翔入狱以后她又曾经多方奔走,企图组织营救活动,因此她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许多人物有比较多的接触。她以女性的敏感对这些人物所作的描述,在我看来真实、准确、生动、可爱。比如北岛的冷峻,徐国静的热烈,芒克的侠肝义胆,刘索拉的沉静高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索拉披在肩上然后又挽在手臂上的红绸巾多美啊,她文静地坐在那儿,端庄而又高贵,她的身上,一点也没有被灾难和风暴摧残的痕迹,那么从容,那么自如。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年轻女人,此刻,我真有点羡慕索拉,真希望像她那样活得那么轻松和自信。”如此简约的语言,却有浮雕一样强烈的表现力,最后吐露的那句感受,既体现了命运的沉重与残酷,又体现了一个年轻女性承担命运的勇气、力量、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和偶尔闪现的疲惫感。这样的记述不止具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文学价值。在为读者留下形象化的文学史料和丰富的细节方面,只有徐晓关于《今天》杂志的一系列记述和老威编选的《沉沦的圣殿》可以与《荆棘桂冠》相比美。但是他们的文字都是单篇文章的组合,而《荆棘桂冠》则是这方面第一本系统的专著。说它具有开创意义也不算过誉。

尤其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至今不为人知的“地下诗人”哑默有大量的记述。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文革期间最有深度、最有规模的主要地下写作者;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文革结束以后沿着文学道路埋头走到黑而死不改悔的真正的诗人;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勤勤恳恳写作一生年过六十依然没有在中国出版过一本著作的最不著名的作家。他和黄翔是在中国西南边陲凌空而起的文学双子星座,他们的才华、文化底蕴、精神高度足以照耀整个中国的诗歌天空,可是,中国读者所捧读的文学星座图上,却至今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之间恩怨交织、肝胆相照、霞光互映、命运与共的特殊而又动人的关系,一定会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页诗意盎然的插曲。可是,哑默比黄翔所受到的冷遇更加严重,在默默无闻上他比黄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他们曾经刻意发起过一场“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活动,积极地推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成果,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还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现实的不公正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的公正会主动修改现实的不公正,黄翔与哑默的作品都会成为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学资源。尤其是他们文革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是那个寒冷时代顽强开放的高贵而又神奇的自由之花。秋潇雨兰在放歌自由的时候,没有忘记将哑默与黄翔相提并论,再一次体现了她的文学良知和文学判断力。她的这本著作,与黄翔的《末世哑默》一起,是较为完备地向世人介绍哑默其人其诗的最初的资料。我将此看作他们夫妇对中文读者的重要贡献。秋潇雨兰对哑默的描述,已经超越了文学,而是对他精神气质的全面把握和理解。“哑默的房间是明净而又优雅的,哑默的款待是温情而又优雅的,哑默的音乐是抒情而又优雅的,哑默的文学是宁静而又优雅的……如果是冬天,还有一只温暖而又优雅的火炉,有时炉上丢有几块金黄的桔子皮或者一壶浓浓的黑咖啡,它们都散发着优雅的香气……总之,哑默是与优雅二字分不开,不仅讲究优雅的风度,也讲究优雅的情调。狂放如大河如烈火如猛兽的黄翔也非常喜欢哑默的优雅,他把哑默生活的环境看成一片宁静的池塘,而哑默是这片池塘里的一只优雅的野鸭。”借助这样准确而又美丽的文字,一个从容淡泊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位作者不是因为一段神奇的爱情陷入了谋求生计的永恒奔波之中,也许她在文学上也必有一番成就。

我从这本书中撷取了这么多色彩亮丽的细节,一一罗列在序言中,好像黄翔与秋潇雨兰的天空要么是阳光灿烂、要么是繁星闪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谁都知道,所有的古代神话都是由先民无边无际的苦难凝聚而成,现代神话在苦难的含量上绝不亚于任何民族的原始神话,只是抗争苦难的自觉意识比原始神话大大加强。我突出这些美丽的细节,正是为了突出上述两个神话的创造者们自觉抗争苦难的精神力量。《荆棘桂冠》的出版,无疑是体现这种抗争意志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想像秋潇雨兰就像当年的刘索拉一样披着美丽的红纱巾,从容而又沉静,辽远而又高贵,微微含笑面对所有的岁月、所有的人事。因为万千苦难和罪恶都已经化为东山顶上的云霞,它们刚刚从黑暗深处远道而来,但是它们只愿意给世界献上光明的微笑。

2003年1月8日,北京黄村枣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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