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8日讯】当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当几十年过去，我们都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二十世纪下半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经济领域，前十年从连年战争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疲惫不堪的躯体中逐渐恢复元气到崩溃，接着的二十年停滞不前，后二十年即邓的时代，沿海省份、城市及内地的部分地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政策的优惠，国内、外资金、技术的投入，内地及偏远地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的输出，以及中国人压抑了数十年的创造力的爆发，使得沿海地区、大城市在经济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政治领域，从独裁到集权，从个人专制过渡到一党专制，这不能不算是进步，只是这样的进步不足挂牙，会贻笑大方。在人权领域，人权也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方式的改变而有所改善，然而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为半个世纪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五十年中国出现了三个人权遭受普遍践踏的恐怖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大跃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第三个时期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其高峰期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现在大多数人并不赞同把计划生育与反右、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其原因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只是人们一贯的想法：只要取得好的结果，无论用什么手段去获取都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原谅的，也即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并且，现在的人们还不能象后人评价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比较客观地评价计划生育。正当反右时，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划成右派，农民们也不恐慌；大跃进时城里的人还有饭吃，人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农民饿死；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人悲哀，当时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整一个，一个斗一个、一个打一个挺有乐趣。
近看老虎它有许多美丽的花斑，后退几步看，它是一个整体，这时你就会觉得它的可怕；隔岸观火，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处的大火，这时才知道火的猛烈；当我们站在高处往下看，或是几十年后人们翘首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发生的拉牛拉马或是抄家等等现象是”多么的恐怖！”反右、文革无论其手段还是目的都是极恶的，这两个时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焚书坑儒”。把中国数以十万计的高级知识份子有的拉去游斗有的关进监狱，有的被折磨至死，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十几二十年。几年后，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一个一个地被打倒，然后在老百姓中间制造对立，制造敌人，相互械斗，相互残杀，和平时期毫无目的地打内战。被贴上地、富、反、坏、右标签的人们大会小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游街，无产阶级们斗了他们二十多年。红卫兵抄家就象翻垃圾桶一样自由，读书不用考试，上大学只要你是贫下中农，文物全是古董，是非颠来倒去，旧世界的一切全被砸烂……大跃进时期，没有目的，没有人想要人饿死，可结果一个村子饿死上百人，全中国饿死的农民数以千万计。
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人们可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也许是个人独裁的结果，也许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也许是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乌托邦思想，也许本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因违反人性、违反真理而误入人间地狱，也许几十年的经验总结，要搞跨一个人或一群人就要通过阶级斗争，也许是想在台上看下面在角斗，还有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在那些年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及她的人民所表现出的许许多多荒谬绝伦的行动和想法，不知道佛洛德的后继者们–精神分析医生是否还有别的什么解释。计划生育时期与上两个时期即反右、文革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统治者、某个集团或某个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活着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的利益。计划生育的目的在中国已得到人们的认可，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计划生育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是最有效的方法。计划生育不是短期的，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以来，已有二十年，它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不会因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停止，它是基本国策，它应该也仍将继续下去。
人类常常为先人遗留下来的或是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所累，尽管这些思想观念全是由心而生，是无中生有。要改变一个人对是与非、善与恶、苦与乐等等的判断也即其价值观，或者说是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人一贯的想法，靠说服教育，靠强制手段都很取得效果。我们常把一些一贯的想法称之为陈旧的观念，越是落后的地方，这些观念越是顽固，有时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先人们在无聊的时候自创出来的，然后不断地灌输给老百姓，以致于数个世纪以来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且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也为此所累。现时代更累，因为它与人们普遍赞同的基本国策常常相冲突。在西方，人们不太计较养自己的孩子还是养别人的孩子，更不在乎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中国的城市，人们不太在乎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可他们很在乎孩子是不是自己生的；在农村，不仅孩子要是自己生的，并且非要有一个儿子不可，有时有了一个还想再要一个，以防不测。
知识是你的财富，金钱是你的财富，对于农民来说，孩子也是他们的财富。有了钱财，没有子女，寨里邻里的人们会说：”有了钱又怎么样，死了以后有谁来吃”？有了钱而没有儿子，”连个点香火的都没有，他家到这一代就绝了”，他们已接受了先人留下的荒唐的价值观，当面或背后的议论使他们在邻里寨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无论如何要生个儿子，许多基层干部为了要儿子宁愿丢掉工作回家种地。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想体现其价值大多只是在那个圈子、那个层次去互相攀比，你也许认为那种想法很荒唐，他们却坚守不移。要改变人们固有的陈腐的思想观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社会潮流的变化，或者说社会总价值观趋势的变化，也就是通过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来实现。
农民们想要儿子，除了思想观念，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要”养儿防老”，大多数农村人的习惯是女大当嫁，老年人大多要靠儿子赡养。城里人老了以后有退休工资，有养老金，或者有积蓄，他们不需要儿女赡养，而许许多多农民本来就很穷，干了几十年的苦力活，仅仅吃饱饭而已，哪有什么积蓄，老了不靠儿子靠谁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老人们会有一些积蓄或是儿女都到外地工作留下他们的田地，只租给别人耕种也够老人吃穿，老人们就不必依靠其子女生活。城里人怕打扰，农村人却怕孤独，老人们不一定同儿女住在一家，但总希望他们在身边，也许女儿比儿子更爱父母，但儿子更爱回家看他们老年的父母，他们自知有责任。为了使农民们降低”非要儿子不可”的欲望，一是要改变其思想观念，二是要让其老年时生活有保障，即不仅要消除落后，更要消除贫穷。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让农民自愿接受计划生育的程度。越生越穷，越穷越想生，政府不得不控制生育，每对夫妇只准生两胎，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即使有些地方在计划生育刚开始执行的那几年允许生三胎，也不能保证一定生儿子，冲突因此而起。实行计划生育不让多生，从目的来讲，政府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是以文明世界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想多生的农民其要求是过分的，毫无疑问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为了执行政策，要采取一些措施，有时还要强制，许多人原以为在我们的社会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近二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说明我们还有一些更温和、更灵活的方法，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偏离了真实，奉行的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的都是好猫”的原则，以及让它超越于法律，以致于发生了数不尽的本不该发生的事件。
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中国人所采取的针对超生或可能超生的农民所采用的手段使人不免想起反右、文革那样的国家恐怖。区分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等二元论常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可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好象文明倒退了几个世纪，好象我们是生活在蛮荒时代。人们并非都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事件，这不是因为人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因这场旷日持久的，几乎涉及到中国每个村寨的运动所引发的种种现象很少在城市里发生，都是发生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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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生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堕胎、上环、结扎（绝育手术）、罚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宣传阶段，积极回应政策的是党员、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那时的计划生育对象大多是已有好几个孩子的中年人，他们本已不想要孩子，堕胎、上环、结扎大多也是自愿或是半自愿的。由于六十年代开始的生育高峰期，那时出生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恰好成为计划生育对象，人数猛增，并且年轻人常常外出打工，人口流动大，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更严，强制措施普遍使用，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做法更为狠毒。有一些农民是因对上环、结扎、堕胎感到恐惧，更多的农民是想生个儿子。政府为了计划生育，先是通知物件来动手术，这一招不一定奏效，于是政府就组成计划生育工作队下村下寨去抓。要是农民们得到通知就来或者工作队下去就自觉去动手术，也许就可避免许多事情的发生，可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想逃避，有时是工作队做法不公平，抓一个不抓一个，农民们不是抵抗就外出去躲，当然抵抗的只是对象的父母或者兄弟们。因为抵抗或者抓不到物件，工作队就抓鸡抓鸭、拉牛拉马、破坏农俱、破坏房屋等等，以此泄气或是作为威胁，要是已经超生就罚款，罚款时也采用同样的手段。
92年，我到某地下乡半年，其中有一个多月是抓计划生育，所见所闻是计划生育工作队最常见的一些做法。因有地区、县级的社教工作队（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参与，做法相同只是其手段要比平常温和得多，农民们说：”要不是你们来，他们（指乡政府）的手段比这很十倍”。官当愈大，做的坏事也许愈恶，可不会遭到人们憎恨，因为老百姓只够资格憎恨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即身边的人，或以直接执行者，而对于政策制订者、怂恿者、下命令者，他们不敢恨，因为身份不够格，乡镇干部两头受气，不完成任务要丢饭碗，为保住饭碗而不择手段遭人痛骂。乡政府和社教工作队分成两帮人马，一队由代理乡长带领（代理乡长因超生被开除公职，可能是因他很能干又被聘用）。我们那个队由副乡长带领，共有13人，地区工作队有上尉和我，县工作队有县人大主任、公安局政委及几个年轻小伙。我们起得很早，有些还来不及吃早餐就上路，到距乡政府五、六里路的长田埂村去抓计划生育。13人有4把手枪，因雨天路滑，每人拿一根拐杖–打狗棒，有些队员的打狗棒一头套上铁尖，就象标枪，那时的口号是”一环二扎三扎罚”，也即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既结扎又罚款，罚款没有定数，能罚多少就罚多少。村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都清楚，乡镇机关的工作本就很不规范，许多时候并没预先通知，能自觉到乡或县卫生院做手术的不多。上环的物件有些已去，没去的一般也不管，因为她们还有再生一胎的权利，我们去的目的主要是把结扎物件带到乡卫生院做手术。
工作队进村，物件们早就跑了，那时气候还很冷，没有多少农活可干，不是对象的村民也已外出，以免工作队东问西问。去了好几家都没人在，邻居们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工作队员耐不住，就用拐杖乱敲乱打，把房上的瓦捅下来，有一家人有老头在家，他走出来吼：”这房子是我的，不是我儿子的，你们为什么乱捅瓦”？几个工作队员围上去，威胁要把他捆到乡政府，老头屈服了，答应等他儿子回来就叫儿子去动手术。计划生育的故事我听了很多，这是第一次亲身体验，看到工作队员围上去要动手的那种阵容，我很紧张，只好站在远处隔岸观火。
有一茅草房左半是老人住，右边是她儿子住，那一间房看起来就象几年没人住的山上木棚，檩子、柱头都已腐朽，屋内什么都没有，一位队员用拐杖捅了一下，腐烂的茅草掉落一大堆，他赶忙退出来，唯恐那房子也跨掉，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妈子说她就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带着孙女，两、三年前外出从没回来，不知道去了哪地方。肯定是去做”超生游去队”了。农村有许多年轻夫妇，为了要儿子宁愿不要家，回老家又怕被抓动手术，有些到外地亲戚家去躲生了儿子再回来，有些则长年在外，带着孩子过着逃犯一样的生活。
往上走十多分钟，到另一家，”他没在家，不知上哪儿去了”。搞了一早上，一无所获，只是因有县领导在场，年轻人们不好乱来，他们按奈不住，到地里抓鸡，有一只母鸡正在孵蛋也被抓来，那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上前去抢，几个年轻人威胁她，她只是哀求：”那是我家的鸡，不是我儿子的，我要等它下蛋卖钱买盐巴”，”求求你们还给我吧”。我笑着劝他们：”还她算了，人家等鸡下蛋换钱买盐巴呢”，几个小伙瞪我一眼，把鸡脚绑好，挂在拐杖上，一路上扛着，那情景使我想起电影里日本兵进村扫荡，把抢来的鸡挂在刺刀上大摇大摆返回城堡的镜头。
大约十一点过，总算没扑空，大家松了一口气，对象在家等着。工作队问他时，他说：”有五个呢，我动了两次手术，也不想要了，但还是生，没办法，你们不来我自己也要去的”，大家不放心，叫我留下来带他到医院去动手术。他那儿还有几个人，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有六个孩子，三个儿子，大的三个念书还没回家，他指着站在我们旁边的五个小孩说其中一个是他兄弟的儿子，算起来他有七个孩子。他已动过绝育手术可能是实话，在农村动过手术又再生的并不少见，也许是医生的技术不高或者失误而造成，更多的则是物件还想要孩子或者怕动真手术会给身体造成不良后果，就花几百块钱动假手术，虽然中国的法制建设较为令人满意，但法制并未得到严格的实施，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腐败，计划生育时紧时松，运动来时大家就去避风头，运动一过，他们又生。在农村有七个孩子的只是极个别，不过到九十年代初动绝育手术的人已有四、五个孩子不算少，从政策上看完美无缺，实际情形却漏洞百出。每当看到或听到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过火行为我感到气愤，可是看到农民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一大帮小孩吃不象吃，穿不象穿，他们不仅自已受罪，还给社会带来负担，活该他们受罪，活该被拉牛拉马。城里一个孩子的消费是农村孩子消费几倍以上，他们消耗的社会财富比农村孩子大得多，他们负担得起。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关心的主要是家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少生肯定比多生要好。
我离队后，那帮人一个物件也没捉到。另一组的人也抓到鸡，当时他们不敢杀，怕我们队长（地区政法委书记）批评，队长和人大主任不知去了哪儿，大家把鸡杀掉吃了个饱，我本来是因组织师生罢课被抽下乡，处理决定还未下文，也就是带着帽子下去，那天表现又不佳，被人告给队长，队长说：”小韦啊！你就是爱管闲事，以后你给我在乡政府好好呆着，不准下去了”。我很少下去，只是有时觉得无聊，偶尔同他们下去一、两次。
刚进村，还没问物件是否在家，工作队就先把瓦捅下来，八九不离十，物件们一般也不在家，捅了一家又去找另一家，当时我听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几个年轻姑娘和上了年纪的妇女好象对我们说：”下面那家有人在外面工作，你们不敢去，别的人家你们就乱搞”。任何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们及其亲朋好友总会得到优待，计划生育工作队去翻箱倒柜、掀屋拆瓦等等过火行为针对的几乎也是无权无势，没有靠山没有后台，自己又没本事的农民。有个学生家长是一个小干部，老大老二都已初中毕业录取中专，那时他第七个女儿刚生不久，”这辈子命不带，虽然再要一个我也有本事不丢工作，只是生得太累了，没有儿子也不要了”，后来我到B县工作，该县某局长生了八个女儿，超生无数个，他再要第九胎，是儿子，局长的宝座安然无恙。抓计划生育的那一个月，鸡肉、鸭肉、腊肉我们都得吃，有一次他们拉来一头猪，不敢杀，折价卖掉，把卖得的钱拿去买猪肉来吃了两顿。有几次他们把牛拉来，有些被赎回，有些被卖掉，那钱大家不敢吃，交给乡政府入账。那一个月可能吃了十次肉，尽管是白吃，味道却不是很好，不仅是我没有功劳，更主要的是那是穷人的鸡鸭。拿来那些东西不知是罚款、没收还是抢掠，三年后我与阿由、潘关在一起时，我不由自主地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连在一起。阿由同村里的九个小伙假称计划生育工作队到一荒山承包户那儿强要20只鸡，一个星期后又到另一家以同样的方式强要了16只鸡，有些拿去换酒，剩下的杀光吃光，他们是解放前所称的土匪，阿由被判10年，有8年有7年，有五个已逃到外地，要是全部归案，他们总刑期要有70年以上（吃一只鸡坐两年牢）。潘与另外四人偷猪，被主人发现即用匕首逼，拉来一头猪，12只鸡，一个判9年，三个判8年，一人外逃。造成的后果相同，性质不同，其结局天差地别。
计划生育接近尾声，我又同他们下去一次。我们七、八个人到一物件家，她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刚修两间平房，看屋子里的东西也可推测，这一家人一点都谈不上富有。念五年级的大女儿看到工作队进屋，马上去求饶，”求你们不要打我家的东西，我马上去叫我妈回来”，”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这时候只要不砸她家的东西，要她跪或要她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拒绝，我心里一阵阵酸楚，可我又不能阻止他们，即使能阻止，也不过是把铺天盖地的蝗虫打下来一、两只而已。女孩哀求声未停，进屋的小伙们就乒乒乓乓乱敲乱砸乱砍，女孩从地里冲下山去把她母亲叫回。半小时来回，县工作队和乡里的几个小伙已把她家的锅、碗砸烂一部分，翻箱倒柜，拿她家的菜刀砍桌子、砍门、砍平房顶上还未干透的水泥板，又把门前的一棵老杉树东砍西砍砍了几十刀，那妇女赶回来看到屋里一片狼籍，只轻轻地说了几句：”我已有儿子，干嘛不动手术呢，只是这段时间太忙没去，你们就把我家搞成这个样子”。她没哭，我觉得很难过，她们母女太可怜，一路上我曾几次想上前去安慰她几句，以表明我并非坏人，但没有勇气，又怕激怒其他队员，违反纪律，虽然我一直是旁观者，可做那一切的是我的同事们，见死不救，我应受到遣责。
计划生育高峰期暂告一段落，全部交由乡政府自行处理，上尉和我被分到前进村搞清查工作。上尉很少在乡政府，我一个人下去，每次来回到丫口时，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幢距大路只有20米的瓦房，瓦房有三间，右边的一间屋上的瓦几乎全部被掀下来，檩条、椽皮在整个夏季一直全裸在风吹雨淋中。老人说：”我那儿子半年前两口子出去找活做没回来，也没超生，他们（工作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来就去翻箱子，有人上屋顶去掀瓦，有几个人到圈里去拉猪，今年喂不起猪了，没钱买猪仔”。那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头猪，那一次县工作队的几个小伙还从他的女儿（物件的妹妹）箱子里翻去6双鞋垫，手工打的鞋垫要花很多时间，到了乡政府你一双我一双分光了。”拿去了我再打就是了，没什么”。
当我第二次去他们家时，那姑娘正帮着父母拉风箱烧土罐，两个老人都在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社教工作结束，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在做那些本不该做的事情当中，反而有好几次我也在场，真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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