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潇雨兰:荆棘桂冠 (35)

第九章 在红色巨轮下
秋潇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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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合作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把昨晚找出来的病历和理好的清单再检查一遍。
马上就要把这些病历交出去了,我又犹豫起来,再一次想起昨天我曾经思考过的那个问题。增添精神病这一理由也许真的对黄翔取保就医有很大帮助,然而后果究竟是好是坏呢?万一他们伤天害理把黄翔送进精神病院,用另一种更加可怕的方式继续残害他,还美其名曰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给他治病,最后交还给我们一个被彻底“洗脑”了的白痴,从此他们减少了一个反对者,减少了一个“害群之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把黄翔给害了,给毁了吗?我苦苦思索着,最后决定把精神病病历剔出来,先不给检察院,探探他们的口气再说。于是我把清单上有关精神病病历的地方划掉,重新抄写一张,抄完了又到街上复印了几份。
黄翔的工作单位今天休息,不上班,我没去开证明。下午一上班,我带上复印的病历和清单来到检察院。惠检察官一看见我就问病历带来没有,我说带来了,于是交给他一份复印件。他看了一下清单,见没有精神病病历,就问我为什么没有。我说家里没有,黄翔的工作单位今天休息,我没有去。他叫我一定要去单位要,还说如果单位不借,就由检察院出面交涉。我见他对其他病历不感兴趣,只对精神病病历感兴趣,就故意问:“是不是精神病病历对黄翔取保有好处?”惠肯定地说:“不仅对他取保有好处,对处理他的事都有好处。”他又对我强调了一遍什么“无行为能力的人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款。从他这句话,我更坚信自己看清了他们的企图。作为家属,我们是想让黄翔能取保就医,不至于病死狱中,而作为执法者,他们本质上仅仅是为了找个理由下台。什么叫无行为能力?黄翔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吗?他们并不想承认自己错抓人、乱抓人,并不想承认自己践踏了宪法和法律,而只是想证明他们抓的罪犯是一个疯子,是一个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于是,他们宽洪大量,可以让这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回过头来,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既然你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那就请进疯人院接受“治疗”吧,不许继续在外面“扰乱社会秩序”,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许出来,而医生得听党的领导,紧紧跟着党走。你不满?你叛逆?你反抗?你呐喊?你批判?我叫你在疯人院里求生不成求死不能!最后让你成为一个白痴、一个傻子,一具没有任何思想与感情的行尸走肉!由于对专制者的不信任,使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敢放松警惕。我看见惠检察官去打电话问黄翔的工作单位今天是否厂休,回答是,他叮嘱我明天去那里,然后赶快来检察院给他们回话。我心想我才不会和你们配合哩。万一你们用心险恶,那我不成帮凶了?
回到家,黄杰已在等我,我告诉他早上我自作主张把有关精神病的那些材料取了出来,又告诉他我去检察院发现了问题,从检察官的态度看清了他们的企图,他们本质上是想借精神病这一问题大作文章,并不是作为疾病条件让黄翔取保就医,因为他们对证明黄翔有病的那些主要病历一点也不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打算让黄翔取保就医的话,单凭那些病历就足以够条件。他们胡作非为惯了,我们决不能轻信他们。黄杰认为我做得对,叫我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理他们,他说如果我不去理睬检察院,他们会着急的。
事实果然是这样。连着两天我都不去检察院回话,他们果然着急了。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惠检察官带着一个男检察员和一个女检察员来“登门拜访”了。他们一进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去给他们回话?我说:“黄翔单位的有关部门也找不到你们要的材料。”(我曾经去找过,打算找到了就要回来,等检察院的人去扑空,结果没找到,单位的人说要翻档案。)惠说:“没找到你也应该来给我们回个话嘛,害得我们老是等你。”接着,他突然望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黄翔喊你不要侮辱他的人格。”我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侮辱他的人格了?惠继续看着我说:“黄翔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不理解他,以前联合医生说他有精神病(我从来没这么做过),现在又联合检察院说他有这个病。他说他没有这个病。”惠这么一说,我明白黄翔的用意了,他不同意说他有此病。于是我趁机说:“既然黄翔说出这种吓人的话,那么我再不敢管这件事了,免得他出来以后和我闹。”惠检察官以失望的口气试探着说:“那么我们就不管这件事了啰?免得以后影响你们的感情。”我故意说:“好嘛,我已经放弃这个想法。原来我只是想到能让他取保出来,既然黄翔不同意就算了。”惠说:“是的嘛,我们怎么暗示黄翔他都不懂,一直否认自己有这个病。”我问他们去黄翔单位查找病历没有,惠说他们没去,因为这要当事人自己愿意和家属愿意才行。他这么一说,我对这件事彻底放下心来。惠检察官做出一付无可奈何的表情对我说:“看来我们只有对你家黄翔起诉了。”我庄严地回答他:“首先,我们始终坚持黄翔是无罪的,希望你们尊重法律对他无罪释放。现在你们已经超期关押他,既然他有病,就应该让他保外就医,迟迟不诉不判也不放,是严重违法行为。我知道你们也有难处,如果你们的最高权威机关硬要判他几年的话,那我只有等他几年。可是,这样做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检察官和他的随从脸上都挂着微笑,但那是凝固的微笑。临离开前,惠用试探的口吻再一次问我:“这件事我们不再管啰?”我淡然一笑作答。
有天下午,来贵阳开省环保会议的吕晋德邀请我和黄杰一道去省军区招待所吃饭,他幽默地说:吃饭时互相不认识,一个不管一个,你带好多人去吃都没人管,这叫吃“共产主义”,开官会都这样大吃大喝,我们带着好奇的心情随他去,果然如此。吃完饭,他们送我回家。天已经黑了。打开院门,我看见地上有一封信,国外来的,拾起一看信封,是加拿大的曹申先生来的。信封被撕了一个缺口,肯定被邮检过。我取出信来看,读着,我惊喜地叫了一声,叫黄杰快来看,黄杰一看,也十分高兴。曹先生在信中说,他写了几封信给我们,久未见复信,料想我们遇到了麻烦。果然,他购阅十二月份的香港《争鸣》杂志看,上面报导了诗人黄翔被捕的消息,甚感不幸和社会对我们的不公平,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局长,希望当局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这个案子,并请局长转交一封信给狱中的黄翔,内附港币一百元、私人支票二十元。可是,以后我去问,所有的局长都否认收到过这封信,曹申先生肯定是用挂号寄的信,寄给我的都收到了,真让人奇怪和怀疑,“堂堂”公安局局长大人的信谁敢卡?我去见尊贵的局长大人还费了番心机,值班人员见我“气派不凡”才肯给我通报。我暗中直骂娘,心想在中国见个卵官也得他妈扯谎扯大点,大模大样,才会引起重视,不然你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为此信以及别的事我也去找过公安厅的徐伯恩处长,谈话中间他似乎很关心地问我去没去检察院,还问检察院起诉没有?我心想,你明知故问。我说没有起诉,每次去都说报上面研究还没批下来。接着我反问道:“既然你们都说这个案子不复杂,不严重,为什么迟迟没有结论?已经延期一个半月了,明天就满期,到现在还没结论,不知是怎么回事?再延期,就要经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么一个小事情,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吧?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我边说边察看徐处长的脸色,感觉他脸上有几丝尴尬。他说:“是呵,检察院应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多只能延长一个半月,他们迟迟没有结论,我们也不好过问。”我心想,“你们不好过问,那你们公安厅抓人那么积极干什么?”虽然我在内心里面恨这些抓我丈夫的人,但通过和他们接触,我了解到,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是在执行命令,他们都必须听命于“最高权威机关”,他们只不过是被另外一些权力更高的人作为工具在使用。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仍然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又去南明区检察院,科长无意中摊牌,说这事是由公安部搞下来的,我一追问,马上改口。仍然要我继续等待。滚他妈的等待,等待,等待!老子一肚子是气!
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再去检察院,还是没有结论。我责问他们无限期关押我的丈夫,究竟还有没有王法?办案人员简直是在央求我了,叫我不要逼他,耐心再等一段时间,说我逼他太甚,他就只好把递交给上面的报告撤回来,向法院起诉。说这种等有好处。送我出来时,我问报告递交的是什么上级,是什么内容?办案人员暗示我说,递交的上级是最高权威机关,“关系到黄翔放不放的问题”。我对他那双微笑着的意味深长的眼睛注视了片刻,说:“我明白了,谢谢。”
唉,既然情况是这样,他们要超期就让他们超吧,只要对翔有好处,我们就耐心等。没有办法了,你催逼得太急,他们就要加害他。可怜黄翔在狱中有病得不到医治,不知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天啊,究竟还有没有王法呀?
有天晚上,一位好久不见的包工头来找黄翔吹牛,对黄翔无辜被关押这么长时间感觉惊奇。他说,他因打架打伤了派出所的所长,被判三年劳教,由于有关系就出来了,塞了不少包袱。这些社会上的老油子最清楚不过,什么王法,有钱有关系就可改变王法,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可是,结果被抓者是“有政治问题”的人 ,你就是抱一个金娃娃去送执法者,即使他馋得直咽口水,也未必敢受,这时,他们全都变得道貌岸然,一点也不对金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了。他们的王法对反对者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然而对坏蛋和腐败分子却是漏洞百出。
南明区检察院被黄翔一案弄得焦头烂额,他们对精神病这个问题还不死心。惠检察官再一次对我说,他们想为黄翔作一次医学鉴定,看他是否有精神病。我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必须首先征得黄翔的同意。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对,检察院最终死了这条心。由于看出他们根本不是为了让黄翔因病取保就医,所以不管他们是好心还是恶意我都万分警惕。
有天,黄翔一位熟人的儿子来看望我,他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正准备进入检察院工作,他读书时就对黄翔十分景仰。他说他有同学在南明区检察院实习,他帮我从侧面打听打听黄翔的案子。第二天中午他来告诉我,说他托同学把搞记录的那人叫到外面来问案情,那人说,如果以精神病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条路行不通的话,检察院可能就要对黄翔起诉,也许要从逮捕转为劳教,还说社会上很多人也在关心这个问题。
黄翔的那位熟人,也即这位小伙子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热情、大大咧咧、挨过整、敢骂官的老工人,他的妻子在如花似玉的学生时代被诬告写反动标语,打成反革命一晃就是几十年。他们夫妇来找黄翔帮忙写要求平反的报告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青春已尽、忧郁寡言、面黄肌瘦、衣冠不整、憔悴不堪的老妇人,她本不该如此苍老,然而,是谁葬送了她的美好年华?又有多少人和她具有同样的命运啊!这位好心的老工人也跑来告诉我,说他去南明区检察院找熟人打听过黄翔的案情,人家私下告诉他说,检察院的许多人都同情黄翔,觉得上面搞得太过分,很多人心里是倾向黄翔的观点的,只不过干着这种职业,公开得装装样子。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黄翔和我们家属不懂事,黄翔硬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而我们又不拿他的精神病病历给他们,和他们配合,既然大家都明白他们是想找台阶下,黄翔和我们就给他们这个台阶,给他们这个方便,只要人能出来就是天大的幸事,硬斗是斗不过他们的。
我把这两父子传递的资讯告诉了黄杰,他叫我不要被这些好心而又愚蠢的劝告动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
说真的,我内心矛盾极了。我真想翔能尽快出来,然而,又不愿意他被他们冠以“疯子”的称号使他的精神思想和文学创造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意义被歪曲,绝对不愿意。
再说,必须看清专制者的实质。也许你拿了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但是,他们达到目的之后,不是把你的亲人从监狱里放出来,而是送进疯人院,在冠冕堂皇理由的遮盖下,用另一种更加阴毒无比的手法彻底摧毁他。对于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为所欲为的他们来说,这种事太有可能发生了。如果真的造成那种结果,我将罪不可赦。
然而,亲爱的黄翔,你的事迟迟没有好的结论,我的心一天也得不到安宁啊。我为你忧心和焦灼。你一定要保重。什么时候,你才能从专制者的屠刀下平安走出来呀?
唉,现在我只能抱最好的愿望,作最坏的打算了。
苍天呀,你保佑我的爱人免却灾难吧!

后来,我的爱人被他们强行判了三年徒刑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对我说:“你们真傻,要是当初和他们合作,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也许黄翔就出来了。”尽管我们悲愤万分,尽管那三年的苦难和煎熬不堪言状,但我和我的爱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怨无悔。首先,专制者从根本上不值得信赖,再则,我们拒绝以这种方式从他们手中换取自由,而且,这种“自由”的许诺还得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几年以后,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十分悲惨的事证明我当时的拒绝姿态是十分正确的。一九九五年的春天,我随同黄翔在北京打官司,为他被人为湮灭几十年,第一次由作家出版社合法出版,然而又被无端被统治者非法封杀的著作《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讨个公道。这场以个人对抗国家的“文化专制与反专制的战争”(黄翔原话)从一开始就注定个人绝对打不赢,并且凶多吉少。但黄翔坚持要打,他要向国内外社会揭露这种文化专制,他要为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和著作权而抗争,历经苦难和迫害而不屈服,这就是黄翔的性格。在打官司的期间,我们参与了由各届人士发起的几次签名并向全国人大上书。签名的宗旨是向政府呼吁维护人权,健全民主与法制,为六四惨案平反,政治上实行宽松政策,释放一切因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而在押的人士。其中有一个人权个案对我的触动很大。一位妻子写信向全国人大 呼吁把她的丈夫从精神病院放回家,她说她丈夫没有病却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年了不让家属见面。她丈夫是一位工人,因在天安门广场搞六四纪念活动被公安机关扣押,公安机关把她叫去,说她丈夫需要去精神病院疗养一个月,最多两个月,要她签字,开始她拒绝了 ,可公安机关对她说:“你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况且你丈夫疗养一阵很快就回家。为了服从组织安排,这位元妻子签字了,把自己没有病的丈夫送进了精神病院。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她的丈夫却没有回家,她去找公安机关理论,可他们耍无赖说是她亲自签的字,怪不了谁。这位妻子始知上当受骗,到处申诉都无济于事。几年了,她见不到丈夫的面,不知道他的情况。物价飞涨,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她一个人难以支撑。所以,这位妻子恳求全国人大过问此事,维护公民的权利让她的丈夫恢复自由。当时,这件个案真让我心里一惊,我庆幸自己头脑还清醒,没有像这位妻子那么糊涂,不然,悔之晚矣。每当我想起那份字字血泪的呼吁书,就仿佛看见我不认识的那位元妇女泪流满面对着苍天乞求和哭喊……
这几次签名上书活动被官方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向政府发起的严重挑战,一些知名的发起人和签名者受到无情打击,于“六•四”前夕,纷纷被捕入狱。尽管国际舆论纷纷谴责中国政府,但中国政府不吃这一套,对一些发起人关押很长时间以后分别判处劳教和劳改,王丹的刑期最长,被判十一年徒刑。在此之前就已“失踪”很长时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终于被再次判刑,如果他在外面的话,我想,他肯定也会参与这几次签名上书。专制者真够毒辣的,魏京生刚坐满十五年的大牢,呼吸自由的空气还没几天就被秘密关押很长时间,现又被硬判十四年徒刑,看来,他们是想让他的一生在监狱里度过了!真是残忍已极!这次给他定的罪名是:“颠覆国家”,请问,一个平头老百姓用什么“颠覆国家”?难道他是原子弹吗?难道大胆说了几句真话就会令国家颠覆吗?如果一个平头老百姓、或是一介文弱书生真的能凭一人之力,把国家给颠覆,那这个国家也太不堪一击了。事实上,没有哪一个老百姓能够颠覆国家,相反,却是无数优秀儿女的青春、乃至生命被这个可怕的国家机器的巨轮给吞没和辗碎了……对于一个专制政体来说,老百姓从来都是鱼肉,而统治者从来就是刀俎,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要人权?就首先剥夺你的人权!你呼吁宽松?就首先对你不宽松!被抓的这批人里,黄翔又首当其冲。当时我正在北京《环球青年》杂志社做记者,作为他的夫人,我也“有幸”进了我亲爱的国家的监狱体验生活,体验红色巨轮对善良而又无辜的公民的无情倾轧。半夜,来了许多警车和许多公安,他们以查户口的名义将我们带到派出所审查,软禁了一天以后说是送我们回家,结果却把我们送进了监狱。不给你任何解释,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强权者把人丢进暗无天日的监狱就再也不管你的死活。我愤怒之极,先后绝食绝水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然而,抗议对强权者来说是无效的,关你照样关你,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只有看守所方面从下到上惊动了,或许出于职责,或许出于恻隐之心,不断地劝你进食,隐隐约约给你点暗示。在监狱里面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被捕已经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我们是五月十八日的半夜被秘密带走的,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然而,几个小时以后,国外就报导了这个消息。二十日,王丹、刘晓波等人也被捕了……“六•四”过后,终于有人来提审,也不讲明身份,我要求答复关押我们的理由,他们的答复是“没有暂住证”,给黄翔的答复也是同样的,可审问全是关于签名上书的内容。刚满一个月,我们夫妇二人被四个公安人员押解回贵阳,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处理,本来北京方面是要求继续关押我们的,然而这边的公安机关和黄翔是老交道了,他们也许觉得这样做不明智,没有继续关我们,而是给了三条禁令,让我们在贵阳农村的家中过“田园生活”。这三条禁令是:一、不准去北京。二,不准再介入类似北京那样的“非法活动”。三、去外地得经过他们允许。如果违背这三条禁令 ,那么我们就没有自由了。于是,我们故乡的泊居地“梦巢”变成一间开放性囚室,成为黄翔和我的流放地。在押解我们回来的路上,据其中一位武警班长透露,北京“六•四”期间,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十日处于一级战备。都说人民畏统治者如畏猛虎,可现在反过来了,统治者惧怕人民如惧怕洪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对人民施行仁政呢?请问,没有暂住证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诺大一个北京城不是还有成千成万的人都没有暂住证吗?请问,对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如临大敌,竟要派两个公安科长和两个武警班长来押送,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于黄翔的出版权官司,在法院受理七个多月以后突然宣布不属于法院主管,然而已经收取的几千元诉讼费都吃进去就不吐出来,一分钱不退。真是无赖之至!在这些执法者看来,他们受理了黄翔的官司就是“上当”。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黄翔其人的“背景”,只知他是个作家,他的诉状合理合法,受理以后审不下去,上面怪罪下来才悔之晚矣,因为违法的就是统治者本身,我想,法院捧着这个文化侵权案真如捧着一块烧红的铁,不知该怎么办。但中国的执法者有的是办法,蛮不讲理就是最好的办法,上下一个鼻孔出气,你告谁去,谁也不会理你。关我们的地方就关了好多上访的人。
他们不准黄翔继续去北京打官司,也不准我再去北京从事记者工作。不久,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讨论要保障妇女的权利,而我这个中国妇女的权利又有谁来保障呢?有时,想起那些在看守所里连卫生纸也没有,忍受猪狗不如的待遇,并且被看守和“劳动号”(替看守管人的人)拳打脚踢的女人(她们有的是精神病人),我心里异常难受。我曾经出于义愤呵斥打精神病人的女看守,她威胁要揍我,只不过她不敢揍我这个记者身份的女政治犯罢了。那些可怜的妇女又有谁去保障她们的权利呵?尽管我的记者生涯是那么短暂,然而,当时,我以记者的眼光目睹了最底层的百姓(包括我自己),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是怎样过着猪狗般的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过去,我是用心灵去感知坐牢的滋味和受难者所承受的痛苦,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受难者并不包括那些真正的恶人和罪犯,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经受改造,而是指那些善良而又无辜的良心犯和思想犯,真正忧国忧民的正直的好人,他们本来不应该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现在,我的整个肉身和灵魂都深刻体会到了,监狱,是一座社会的大染缸。监狱,对于无辜者来说,是一座喷射毒焰的人间地狱,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经受过怎样的煎熬和焚烧啊!许多善良而又无罪的人被烧成灰烬,化为一缕轻烟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无影无踪,许多人凭借一线生的欲望和对明天的渴望挣扎着熬出头。在这座大染缸里浸泡过的人,也许,坏人会变好,好人也会变坏,或者坏人会变得更坏,好人会变得更好,或者人会变得不好也不坏,也好也坏。这一切全看每个人的造化。
只有少数精神的强者,他们最终战胜地狱的恶魔和烈火,带着遍布整个身心的累累创伤步出地狱之门,头戴染血的荆棘桂冠,为了人类的美好信念,为了一种自觉承担的社会使命和精神使命,顽强而又不屈地继续跋涉在大地上,以他们不朽的心灵和伟大的创造屹立在永恒的时间中……

— 待续

Cozy House Publish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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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1-93200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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